仁与艺(8)
2017-08-01 01:03
导读：至于《春秋》，写二百四十二年的中华人间历史，却是一部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xlvii 的惨痛历
至于《春秋》，写二百四十二年的中华人间历史，却是一部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xlvii 的惨痛历史。它揭示在什么样的情境或体制结构中，人性会变得如此贪残丑恶，“子夏曰：‘《春秋》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渐以至焉。’”xlviii 但其本旨却还是在求仁，“子夏言：‘《春秋》重人[仁]，诸讥皆本此。’”xlix 当然，这是要求“克己复礼为仁”。人间离了合情合时合理的礼制，则必世衰道微，“王者之迹息而《诗》亡”。l 这里没有对超越之神的拯救的期盼，有的只是对“仁-人”或天地人合一的“王”li 的期盼。所以《春秋》绝不止是经验性的历史，而是悲情中有至理、微言中有大义的时机化、思想化的“艺”。《春秋》的“属辞比事”lii 都是依时境、史境而发，并不从抽象的伦理原则来“讥贬诛绝”，更不是只知“为尊者讳”，而是在时机化的实际述事中行其“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liii这“微言”（暗通以上讲的“讷言”）或境域化之言才真正是力道千钧，使其“恶恶、善善、尊尊、亲亲、贤贤、贱不肖”的“大义”透入事情本身、情理本身，打动人心，千古不移，所以不仅令“乱臣贼子惧”，令昏君也惧。liv 可以说：《春秋》者，史之《易》也。
由这些讨论可以看出，对于孔子和儒家来说，学习这些艺与求仁确是内在相关而不可分的。有了这种“学”，就会明白“《论语》中的仁［对于观念意识］显得复杂之极”，lv 乃是仁的根本的丰富性、生存性使之然，也就会知道仁与语言方式和生存情绪有重大的关联。正是这种艺，使孔子“不可能属于宗教创始人那一类人物”，而是一个最“真实意义上的中国人”。lvi 孔子的仁的含义是不可能被一口说尽的，而只能在具体的艺境或时机情势中被一次次地揭示出来。不然的话就会导致思想上的“痿痹不仁”。比如“仁者爱人”（12.22）一说，在孔学的视野中，绝不可作现成的、普遍化的理解，就像基督教的神对人、人对人的普遍之爱，或墨子讲的“兼爱”那样。这“爱人”中富含“艺性”，也就是，它本身绝非是不成问题的，以至可以当作一种现成的普遍要求来号召所有的人；它需要在人生实际情境中活生生地实现出来，即：它需要自己的起源、发育、变化、磨难、曲折、成熟、再纯化、……，尤其是充分地时机化或“时中”化。“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17.21）对于孔子与儒家，爱首先是亲子之爱，lvii 即亲慈、子孝、兄悌。这是爱的不二源头，是一切人间关系的稳定、可信和真实的来源。但即便是它，也不是永不会出问题的，因为它作为人生中的活关系，并没有上帝与逻辑的保证，而只能靠人的实际活动在各种形势和时机中造就它、维护它。所以，“教”与“学”不仅是不可少的，而且是终身的。人生中潜伏的挑战不可胜数，《春秋》中记载的父子相残是其极端，就是日常生活中也一样有让普遍原则失效的境遇。“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13.18）没有以上那些讨论，很难理解孔子这里的用意。亲子之爱是一切美德和良善的根本，在“其父攘羊”的局面下就以“证”的方式舍去这种爱，去求硬性的、外在的“直”，这就是舍本逐末了。如果这种作法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被提倡，那么就难免出现伪善和“文革”中“反动家庭出身的子女”背叛家庭，出来举证父母的悲剧。但孔子在这里也并不是不讲是非［难就难在“是非”总是活的、非现成的，不能全由别人或现成话语告之的。所以孔子要讲“仁者先难而后获”］。一个“隐”字中已含有对于偷羊之举的贬抑，对法规习俗的尊重，并含有多少可能的规劝与不安。再者，这是孔子对一个具体事例的反应和评判，虽然有重大的启发和引导作用，就如同一件出色的艺术作品对后来者的启发，但并不是在确定一条适用于一切情况的规则，因为每个事件都有它自身的情形与情理。就此而言，宋儒的“仁同体说”也还是过于空疏。不面对人间的这些悖谬和奇特的变易，在悲惨世道中挣扎出来，何谈“浑然与物同体”？这里需要的既有天良、坚忍，更有能让“好心”与“原则”进入困难情境之中的技艺或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