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与艺(4)
2017-08-01 01:03
导读：孔子活着时确实激发起他的亲炙弟子们对他的无限崇敬和热爱，死后在所有研究和理解他的伟人们那里也激发出同样的感情，但他在生前死后都没有像世上
孔子活着时确实激发起他的亲炙弟子们对他的无限崇敬和热爱，死后在所有研究和理解他的伟人们那里也激发出同样的感情，但他在生前死后都没有像世上大宗教的创始人那样在群众（the mass of mankind）那里激发出同样的崇高和热爱的感情。中国的人群大众并不像伊斯兰国客的人群大众崇拜穆罕默德、欧洲的人群大众崇拜基督耶稣一样地崇拜孔子。在这个方面，孔子不属于所谓宗教的创立者那一类人。要成为一个在欧洲意义上的宗教的创立者， 一个人必须有一个不寻常的、甚至是不正常的（abnormal）强烈的情感性。……中国人是将孔子当作中华文明曾产生出的最完美的人或人性（humanity）的类型，当作是真实意义上的中国人，就如同欧洲人将会将伟大的歌德当作是欧洲文明所曾产生出的最完美的人或人性类型，或真实意义上的欧洲人一样。像歌德那样，孔子的教养和文化素质使得他不可能属于宗教创始人那一类人物。xxvi
如辜氏所言，孔子无论就其学说或其效应而言，都属于人，尽管是完美的、动人的，但还是一个“真实意义上的中国人”，所以他的影响是有限的或有选择的，当然这“有限”是一种高贵的、文化意义上的有限，或海德格尔心目中的那种刻划人的生存境域性的纯构成着的有限（Endlichkeit, Dasein）。而那些“欧洲意义上的宗教创始人们”则大不同，他们的学说和效应是普遍性的，因而能在“人群大众”那里激起“崇拜”（adore and worship）。仁与西方的道德、宗教的不同就在于，无论仁多么完满和动人，也还是属人的，属“文”的，属于教养或好学的，有自己的生活世界、趣味圈子或生存气象。不了解这一点，就没有领会孔子及其思想的独特之处。
要显示这么一个令人“言訒”和“木讷”（13.27）的仁之人性，也就是显示它的纯人间性中真善美的深邃境界，不仅西方的“普遍性”语言不可用，就是先秦之后的许多“性理”话语也只是在隔靴搔痒。这里，也许脂砚斋对《红楼梦》的评议倒还更能切中问题。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红楼梦》一起手处，便言“历过一番梦幻”、“将真事隐去”，又以女娲炼石、神瑛灌草等“荒唐”、“无稽”之事敷衍，似乎在暗示，这只是一本包含道、佛教训的故事演义。而且，此书的主角贾宝玉也是一个厌儒而喜道、入佛的“异样孩子”，被近代不少评论家们视为反叛儒家的典型。因此，说此书对于理解仁有助益，似乎正是荒唐无稽了。但这些却只是皮相而已，也正是让人不由得要为儒家之“仁”的命运痛惜悲叹之处。儒家如果只是像宝玉所讨厌的那种样子，也就是只知虚文应景、死礼框人，那就真是“假仁假义”了。但这种“乡愿”化的、体制化的、无真情实意的仁义如何能吸引两千多年的中国文明的主流，就是咄咄怪事了，因为这其中有过多少王朝兴替、异族统治或万事从头做起的局面，有的是去伪存真的机会。另一方面，《红楼梦》的思想蕴意也绝不是“反封建（反儒家）”、“创造新人性”xxvii 等可以概括的。宝玉或曹雪芹骂“读[《四书五经》等]书上进”的人为“禄蠹”，痛恨“时文八股”，正如作者痛恨贾家的贾敬、贾珍、贾琏一样，是恨其不肖，失了圣贤的本意，坏了祖宗创业的根本。“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说这原非圣贤之判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不过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73回）xxviii 曹雪芹对“圣贤”与亲情从来就是认同的，之所以要用道、佛来刮剥，“异样”来掀发，出家来了断，除了借此对人生的虚幻发大感慨，对世界的空朦做大写意之外，也确有令人借此重获童心慧眼，体验真情实意，进入原本的生存处境，从而知晓何者应得珍惜的用意与效应。这层意思可用贾家四女的名字“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比喻之（而且，正因有了“惜春”，才会有新一轮的“元春”）。无虚幻忧惧、不祥谶语、哽咽难言，又何以见出亲情挚爱、仁义礼信的可爱可怜？此书无论就情节还是思想而言，并无直线可言，大处小处皆为精巧之极、自然之极的和声隐喻，多条线索、多种倾向相依相对而成意趣，其根本就在“人”或“人间”本身的可理解与可感伤之中，原发构成之中。这一点只有脂砚斋看得最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