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派与清代词学(1)(3)
2017-08-11 01:42
导读：这一时期的词话之作也有很浓厚的考证色彩，由过去单纯记事、品评转而为纪事、品藻、辨正三者兼而有之，出现了阐述思想与考订训诂并重的新型词话。
这一时期的词话之作也有很浓厚的考证色彩，由过去单纯记事、品评转而为纪事、品藻、辨正三者兼而有之，出现了阐述思想与考订训诂并重的新型词话。乾隆四十九年由李调元撰写的《雨村词话》已较多考辨性的内容，而由扬州学者焦循撰写的《雕菰楼词话》几乎全是考证性的话语。屠倬为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作序亦称是书：“有校正词律讹缺之处，有考订词韵分并之处，有评定词家优劣之处，有折衷古今论词异同之处。至于博征明辨，蒐罗散佚，信足为词苑有功之书。”(12)从考据学的角度考察，清代词话主要做了考释词义、考订词源、辨正词作、校正词律和考证作者生平等方面的工作。有些考订工作是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有些考订工作则不免流于琐碎，对理解文本的意义并无多大价值。如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为李清照改嫁所作的考证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本来在宋人的许多记载里已有定论，李清照自己所作《上内翰綦公启》亦为之铁证，但吴衡照却从封建时代的礼教观念出发极力为李清照“辨诬”，认为李清照不可能在五十岁的年龄再改适张汝舟：“岂有就木之龄已过，隳城之泪方深，顾为此不得已之为？”(13)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初由徐编纂的《词苑丛谈》和田同之辑录的《西圃词说》，还未摆脱明末空疏学风的影响，引用前人之言，多不注明出处。到乾嘉时期由冯金伯编辑的同类词话《词苑萃编》，就特别注意征引文献的出处和来源，这也是当时考证学风在词话编纂上的一种表现。冯金伯自谓他编纂《词苑萃编》一书，最重要一点是力求修正徐氏之书（《词苑丛谈》）的不足：“引书必注，隶事有序，厘然秩然，俾观者快然有当于心，亦庶几为徐氏之功臣云尔。”(14)
乾嘉学派治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音韵学和乐曲学，乾嘉考证学风也顺理成章地进入到词韵、词谱、词乐等研究领域。这一时期词韵之书有《学宋斋词韵》、《榕园词韵》、《绿漪轩词韵》、《晚翠轩词韵》，但这些词韵之书“讹谬百端，去取寡当”，多不足为据，只有戈载的《词林正韵》一书：“列平、上、去为十四部，入声为五部，共十九部，皆取古人之名词，参酌而审定之，尽去诸弊。”(15)《词林正韵》在问世后得到一致的好评，并逐渐取代了以前各代的词韵之书，其原因就在戈载做了非常严密的考证工作，正如杜文澜所说：“《词林正韵》三卷，取李唐以来韵书，以校两宋词人所用，博考互证，辨晰入微，足补菉斐轩之遗，永为词家取法。”(16)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词乐研究的成就，它们分别是由皖籍学者江永、方成培、凌廷堪等撰写的《律吕新论》、《香研居词麈》和《燕乐考原》。江永是乾嘉学派之皖派开山祖师，其《律吕新论》一书分上、下两卷，上卷所论包括宋蔡元定《律吕新书》及五声、十二律等内容，下卷重点探讨乐调、造律、候气、律吕等内容。其中对前人之说有所辨正，正如梁启超所说，其论声音流变、论俗乐可求雅乐、论乐器不必泥古诸条，“似有卓见”。(17)但词乐与燕乐关系密切，研习词乐者非得探讨燕乐不可，方成培《香研居词麈》就是这样一部专门论述唐宋燕乐的重要著作。他广泛地搜集有关论述唐宋燕乐的文献，特别是利用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中的工尺谱，对唐宋燕乐的许多现象作了比较合理的解释和推断。这一点正得益于他有比较扎实的考证功夫：“方君仰松从事于音律之学者十余年，考之经史以导其源，博览百家之言以达其流，举数百年晦蒙之业别白焉而定一尊。”(18)在方成培研究的基础上，凌廷堪《燕乐考原》一书将清代的燕乐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全书分六卷，重点讨论了燕乐二十八调之来源与性质，并详细地考证了宫、商、角、羽四旦各七调共二十八调的具体音位情况。该书在研究方法上亦体现出鲜明的朴学色彩。当代学者王延龄指出：“《考原》一书的特点，全在于考证的方法，全在于‘取文献证以器数’，从而证明义理的科学方法。二十八调乃至八十四调的理论体系在苏祗婆、郑译、万宝常时代就已建立，琵琶曲也世代传习于手耳之间，其诸项问题也载诸唐、宋历代乐家、文人典籍。而把理论上的各调各音寻迹出它们在琵琶弦上的位置，从而证实声调的理论和文字的记载，这是凌氏的一大发明创造，其精密机巧，胜过同时代音韵学整编声纽、韵母创立拼音方案的成就，直可与后世
化学上的‘原子序数表’相类比。”(19) 三、学术思想与词学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