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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学派与清代词学(1)

2017-08-11 01:42 内容提要 乾隆、嘉庆两朝是清代朴学昌盛的时代，这一时期词坛上出现的“浙派”也深受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它的许多成员同时也是乾嘉学派的著名学者，他们运用乾嘉学派治学的考证学方法进行词学研究，还从乾嘉学派那里借来汉学观念讨论词学的复雅、重情、协律问题。乾嘉学派为清代词学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人力、方法和思想“资源”。
　　关键词 乾嘉学派 汉学 考证 词学
　　
　　一、乾嘉学派与乾嘉词坛
　　
　　乾嘉汉学作为有清一代的主流学术，是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在乾隆中期的出现为其重要标志的。然而，它实由明末清初的实学发展而来，实学的兴起则是对宋明理学的反动，清初学者在批判、反思宋明理学的过程中达成一致的共识，这就是反对空谈心性，强调崇实黜虚，主张经世致用，力求恢复原始儒学朴实淳厚的学风，实学思潮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蔚然兴起。康熙中叶以后，清王朝结束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战争状态，政局的稳定，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恢复，百姓生活的安定，带来的是文化的复苏和繁荣①。在明末清初崛起的实学逐渐放弃了它对社会的批判精神，走上了朴学的考证经史的治学途径，至雍正末、乾隆初完成了由实学到朴学的过渡，乾隆中期便形成了表征有清一代之学术的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形成的同时，也正是清代词学发生蜕变的时期。清初词坛百派回流、百家腾越的繁荣景观，在乾隆初年已趋于消退，主导词坛的是以厉鹗为首的“浙派”。厉鹗是雍正至乾隆前期的浙派领袖，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他后期生活的主要场所——扬州是乾嘉学派的重要基地之一。当时，徽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贾而好儒”，致力于文化事业的建设，推动了扬州地区经史之学的研究，还修筑有名闻天下的小玲珑山馆（街南书屋），为全祖望、陈撰、厉鹗、金农、姚世钰等提供最好的著述条件，著名性灵诗人袁枚有诗赞曰：“山馆玲珑水石清，邗江此处最知名。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②厉鹗曾馆于马家达三十年之久，不但教授马氏子弟，也从事文史著述，还在马氏提供的优越条件下，先后撰写了《宋诗纪事》、《南宋院画录》、《辽史拾遗》、《东城杂记》、《湖船录》等，特别是《辽史拾遗》采摭群书达三百余种，厉鹗常自比之为裴松之《三国志注》，可见其在学术上的追求。在进行学术研讨的同时，他们也有传统文人的风雅韵事，学术研讨与文学创作的互动是马氏“小玲珑山馆”的一大文化景观。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厉鹗之后，浙派在苏州、扬州等地继续传衍。吴中（苏州）向来为人文之渊薮，文风昌盛，文化发达。在明末清初，这里已有一个研习汉学的学者群体，到乾隆时惠栋将其发扬光大，形成了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其治学特色的“吴派”。文坛上，这时也有沈德潜在鼓吹温柔敦厚的诗教，成为乾隆盛世诗坛上的一支劲旅——“格调派”。乾隆中后期承沈德潜格调之说的是“前吴中七子”，传惠氏之学者为沈彤、余萧客、江声、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等，其中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等又是“前吴中七子”的重要成员。王鸣盛有《谢桥词》，王昶有《琴画楼词》、《红叶江村词》，钱大昕未见有词集传世，但也留下了不少清疏爽朗之作。“吴中七子”的另外几位成员，主要以诗词名世（赵文哲有《媕雅堂词》、吴泰来有《昙花阁琴趣》），其研经修史亦具特色，赵氏撰有《群经识小录》，吴氏曾纂修《蒲城县志》、《同州府志》等。特别是王昶一生勤于著述，早年受惠栋的影响，是惠氏通经信古之学的忠实传播者。后来在京城为官，又与戴震唱为同调，还结交了陆锡熊、周永年、金榜、邵晋涵等汉学名师，治经尊汉儒训诂，兼言宋儒性道③。他的主要成就在朴学，也热衷于当世诗词的搜集和整理，先后编纂成书的有《湖海诗传》、《青浦诗传》、《明词综》、《国朝词综》、《琴画楼词钞》等，以推衍沈氏格调诗学和浙派的醇雅词学。嘉庆时期，吴中词风发生蜕变，“枚庵高朗，频伽清疏，浙派为之一变”④，但他们变革浙派未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力，真正推动浙派向前发展的是顾广圻及“后吴中七子”。顾广圻是著名的校勘家，曾师事江声，受惠氏之遗学，尽通经学小学之精义。其论词受其治经之学的影响，注意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探讨词律词韵。“后吴中七子”时间上稍晚于“前吴中七子”，与“前吴中七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比如戈载之父戈宙襄就曾师事钱大昕，但他们受顾广圻的影响更大些，“其论词之旨，则首严于律，次辨于韵，然后选字炼句，遣意命言从之”⑤。他们填词注意博考精究，以求律之出入，韵之分合，以暨其字、其句、其意、其言之得失，“权衡矩矱，于斯大备；轻重方圆，未之或差”⑥，体现了后期浙派填词谨守声律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