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铃薯在中国传播的技术及社会经济分析(3)

    马铃薯在温凉、高山气候条件下生长．其种性不容易发生退化，但退化问题恰恰是在温度较高，海拔较低地区时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由于栽培过程中有衰退、无性繁殖病害积累的问题，马铃薯传播的路径很容易中断，因此，其传播过程需要多次引种。在今天规模化生产的过程中，有专门的研究推广机构从事这类引种工作，但在19世纪尚没有这类机构和人员从事相关工作，因此马铃薯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十分艰难，很容易绝种，进而中断传播，这在四川的方志中见有记载。马铃薯的病害还会使得马铃薯大幅减产，1950年我国原绥远省东部和原察哈尔省北部晚疫病流行使马铃薯减产70％～80％。

    马铃薯传播的另一个障碍是它一般利用无性繁殖，用种量较大。所以在扩种时受到限制。只有具备专门的制种条件才能够保证马铃薯扩种所需的用种量。

    (二)马铃薯传播的条件

    马铃薯营养丰富，产量高，在世界各地都是有用的救荒食物，但其传播过程却受到了社会条件的制约，如条件、社会制度等。在欧洲，使得马铃薯传播迟滞的重要因素是文化条件，早期的马铃薯由西班牙殖民者带到欧洲时，虽然它具有营养好，易于种植、方便烹调，容易让人吃饱的特性，但却因为它来自落后的地方而受嘲弄和敌视，受到社会大众普遍排斥，推广种植受到很大阻力。[19](p61)在中国，马铃薯的传播受到文化的影响较小，但社会发展状况和社会需求对其传播扩种有着重要的影响。

    平原地区，马铃薯的传播需要克服种性退化和用种量大两个重要障碍，而突破这些障碍的条件是相应社会科研、推广服务机构的成立。因此，马铃薯在中国大面积的传播发展的社会条件之一是生物学科学思想的传播及相关科研工作的开展。1898年严复译著的《天演论》首次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思想，在中国思想界产生较大的影响，1905科举制度废除，新学兴起。此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内外交流的增加，国内开始实施农政新法，积极介绍引进欧美先进农学知识，介绍马铃薯种植、加工的技术、方法被大量引入。随着马铃薯的栽培留种技术的进步，新品种被大量引入培育。

    促进马铃薯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社会条件之二是社会需求。随着内外交流增多，从1692年起清廷下令允许更多外国传教士在华开展传教活动，欧美以及日本等有食用马铃薯习惯的人越来越多进人中国，这也是促进马铃薯传播种植的因素之一。《辽阳志》(1927)中有“近因日本人用为佐餐常品，种者益多”的记载。到20世纪30、40年代，日寇入侵，战乱频繁，社会对粮食的需求进一步扩大。马铃薯粮菜兼用，产量大，当时亩产在500—1500斤之间，而细粮亩产平均200斤左右，[20]因此马铃薯成为重要的救荒粮食在全国各地大力扩种。在西南、西北，战乱导致迁移，人口压力增大，粮食需求增加，还曾专门成立有中央推广委员会和农业促进会进行马铃薯引种、育种、扩种工作；在东北，日本人大力宣传扩种马铃薯，并且在满铁农事实验场进行马铃薯的试验、研究与推广；在陕甘宁边区，通过示范区、展览会、技术资料宣传等方式有力地促进马铃薯的扩种，20世纪40年代是马铃薯在中国传播的关键时期。50年代初期的严重自然灾害更是进一步促进了马铃薯的传播，中央农业部的重视与指导给马铃薯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科研、推广条件。自此马铃薯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推广传播。

    (三)社会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对马铃薯传播的促进

    马铃薯粮菜兼用，抗旱耐贫瘠，但它的大面积推广种植需要必要的技术支持，尤其是解决衰退、无性繁殖病害积累和用种量大的问题。农商部中央农事试验场最早于1914～1916年进行马铃薯栽培试验，发现通过薯种切块用芽种的方法可以减少薯种2／3，大大节约用种量。①1920～30年代科技进步则主要集中于品种的改良与选育，以管家骥(1900—1947)为代表的科学工作者在整理我国已有地方品种的基础上，引进英、美薯种进行评比鉴定，在此基础上，在江苏、陕西、河北等地示范推广，产量增加一倍。他对此进行，写出马铃薯种植的相关理论“我国马铃薯之改进”。②1938年之后管家骥先生到贵州省进行相关改良和试验工作，为马铃薯在贵州及西南其他地区的推广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与此同时马铃薯在西南的扩种栽培的技术进步，还包括打破休眠，实现一年二季栽培技术、[21]马铃薯天然授粉与人工杂交技术。[22]

    20世纪40年代初，马铃薯育种专家杨鸿祖从苏联引进马铃薯野生种，自此开始了马铃薯野生种与栽培种杂交的育种试验。[23]这一时期，随着马铃薯栽培面积的扩大，病毒引起薯种退化的问题日趋严重，一般减产可以达到40％—60％，③在美国植病专家戴兹创(T．P．Drksira)博士的协助下，我国取得的马铃薯防病治病技术进步包括建立隔离的无病毒种薯区、杂交选育抗病毒品种、抗病毒品种的引进等方法。在此期间还总结了农民摸索出来的利用气候差异引种防退化、拔出病株等技术进行推广，取得较好的效果。[20]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进步，利用实生种子生产马铃薯的育种栽培技术、组织培养茎尖脱毒等方法解决了马铃薯的病毒累积等问题，马铃薯的抗病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这样马铃薯传播的主要技术障碍基本被打破。60年代之后马铃薯的栽培技术进步主要集中到品种改良方面。马铃薯的生产能力和质量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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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农商部中央农事试验场第三期成绩报告》(1914～1916)．转引自佟屏亚：《马铃薯史略》，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1年。

    ②  《广西农业》1941年第4期，转引自佟屏亚：《马铃薯史略》，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1年。

    ③  杨鸿祖：《我国马铃薯生产事业的概述》，《乌盟农业科技》1978年第2期．转引自佟屏亚：《马铃薯史略》，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1年。

四、马铃薯传播对我国和社会的作用与影响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马铃薯因其高产、耐贫瘠的特性而得到大力传播，现已成为继水稻、小麦、玉米之后第四位重要的粮食作物。马铃薯在中国的传播扩种在不同时期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救荒济民

    马铃薯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作为粗粮的首选，它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它的救荒作用。

    首先，在高寒生态恶劣不适合其他谷物生长的地域，马铃薯的传入成为当地人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粮食来源，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与环境的矛盾。在方志中有诸多这样的记载，在粮食贸易不发达的时代，马铃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高海拔地区人民的生计问题。

其次，在社会经济条件恶劣、人口压力剧增的时代，马铃薯营养全面均衡、产量高、生长期短等特点使得它极大程度上缓解了人粮矛盾。马铃薯的这一作用在20世纪初到70年代这一时期表现的尤为突出。

    (二)间作套种提高土地利用率

    马铃薯在我国种植结构调整中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它特别适合多茬栽培，如马铃薯与玉米套种、与棉花套种、与耐寒速生蔬菜间作、与甘蓝菜花间作、薯粮间作套种、薯瓜间作套种等，经济效益大大提高。这一栽培特性十分适合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传统特点，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对于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改变农作物结构，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

    马铃薯粮菜兼用，它的传入并成为重要的农作物改变了我国传统的农作物结构，发展丰富了农作物的种类，中国农业部将马铃薯列为7大主要作物之一。与其他作物相比，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在不断增加，到2000年马铃薯的播种面积达到4723．43千公顷，占主要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5．23％。从1982年开始，与稻谷、小麦种植面积逐年减少的趋势相比，我国马铃薯的播种面积变化趋势正好与之相反，其播种面积占总的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逐年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