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后期农书中的水稻品种分析(4)
2013-10-20 01:52
导读：以谷雨之际落种夏至之际移秧即为早矣今即落种必以谷雨之前移秧必以夏至之前乃为早不然即为晚早即虽或被灾犹有可食晚者或被灾即全无可食以是知种移
以谷雨之际落种 夏至之际移秧即为早矣 今即落种必以谷雨之前 移秧必以夏至之前 乃为早不然即为晚 早即虽或被灾 犹有可食 晚者或被灾即全无可食 以是知种移之 必以早为务可也——（《增补文献备考》，P147，田赋考7）
在此，农夫出身的裴宜首先指出农耕时节的“古今时差”。再提到以前“谷雨之际落种，夏至之际移秧即为早矣”，而现在必须在谷雨之前落种，夏至之前移秧才能做到即使受灾，也能将损害减小到最低程度。以此观点为前提，裴宜向皇帝建议必须将播种期和移秧期大为提前。
从此可以推知，朝鲜后期的移秧时期实际上比农书上记载的要提前许多。可能裴宜也是适应了这些变化才提出“早期移秧”的建议。
可以明确，无论直播法或移秧法，水稻的播种期更加多样化和更加扩散了。尤其，移秧时期在原则上体现了早期化的同时延长扩散到芒种至小暑的约两个月期间，说明朝鲜后期的水稻栽培范围大为扩大。水稻的播种期和移秧期如此多变，促进了稻品种的开发，反之，水稻播种期和移秧期多变又是新的稻品种开发的结果。
五、新优良水稻品种的普及论及输入论
（一）、新优良水稻品种普及论
1798年提出应旨进农书的18世纪末巡将郑道星的上书中反映了在当时众多的稻品种当中已经开发了多种优良稻品种。
D12 郑道成疏曰 凡稻种 有强者有柔者 柔者遇旱即难茁而易枯 强者于水于旱竝无害焉 盖稻种之强者有三 天上稻 斗于罗山稻 淳昌稻是也 三稻之种其性最强 枯水稻即注秧 干田即付种 而二月翻耕 三月付种 即晚移秧插之时 比三色苗 半已成长 而结实亦早 虽遇水旱 少无所损者也。（《正祖实录》）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在以上疏文中郑道星认为稻种可分为强者和柔者，而强者即使遇到旱灾和水灾都不会受损害。郑道星还举出“稻种之强者”有天上稻、斗于罗山稻、淳昌稻等三个品种。这三个品种无论是移秧栽培或干付种栽培，其成熟结实都很早，所以即使遇到旱灾或水灾都不会有大的损害。
另有公州林博儒者则主张要区分峡地、野地、高处、低处、饶地、瘠地等土地条件和谷物的特性，主张应选择适地适种的稻品种。他还进一步指出了哪些品种适合土品和谷性，而又有哪些品种是不适合土品和谷性的。[28]
另外，与林博儒同时代的柳镇穆提出当时农民多种的早熟品种正金稻，只要稍受一点风就会不结实，所以这一品种不适合多种。与之相比，十几年前从日本传入的杜冲稻（始种于湖西地方），即使刮风，其受灾程度也不严重，而且霜落后还能继续成熟，所以又不受早霜之害。[29]
到了18世纪，由农民自发地培育出了不少优良品种，随之当时的知识阶层则主张积极奖励开发优良品种并提出适地适种的营农方法。由这一批人开发和普及了晚植早熟种，适应峡地、高处、瘠地的品种，具有耐风性和耐寒性的优良品种。
2．代播和优良水稻品种输入论
在灌溉设施极其落后的时代，浅水田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所以，以上提到的优良品种无法都用于移秧栽培。于是巡将郑道星提出“水畬即注秧，干田即付种”的主张。[30] 从此可以说明当时的优良品种往往根据条件的不同而采取灵活可变的栽培法，尤其遇到旱灾时代播成为不可避免的一个选择。随之，各地都提出应该有效应对突发的变化，以克服灾害的主张。
D13 镇穆农书曰 臣伏奉论音 敢将训农治农害农者……一曰分田三等 而付种移秧 各随其宜也 一曰沿野邑各仓储置杂谷种还 以备代播也（《正祖实录》，正祖22年11月）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D14 林博儒 亦进农书……一田分三等 以为移秧付种代播也 一沿邑各仓 换置杂谷还 以备代播也（《正祖实录》，正祖22年11月）
首先，D13中，柳镇穆提出应该“分田三等，而付种移秧”，而且应该在野邑各仓储置杂谷种还“以备代播”。材料D14中林博儒也提出应该将田分成三等份，各自作为移秧、付种、代播用，而且为备代播，沿邑各仓要“换置杂谷还”。林博儒和柳镇穆系同一地方的农村知识阶层，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提出应该根据水田的位置和水利条件分为三份，各自作移秧、付种、代播用，而且还提出应该在沿邑各仓储备杂谷“以备代播”。
当时，用于代播的杂谷主要是荞麦和绿豆两种，主要因为这两种杂谷即使晚播也能收获。而且这两种谷物“恶湿而喜燥，宜瘠而忌肥”，所以遇到大旱灾时，可将此两种杂谷直接代播在水田上，到秋还可以有所收获，由此将旱灾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
1838年，大司宪徐有榘以他在1788年（正祖22年戊午）官任淳昌郡守时的经验为背景，提出了代播时的注意事项和应该引进优良品种的提案。
D15 在司宪徐有榘疏略曰……昔在正庙戊午 插秧衍期 朝令代播荞麦 臣时守淳昌郡 劝相其役 未几淫劳 南人告饥 代播诚是也 而所播之种 未德其宜耳 我东谷种 各品虽繁 其晚莳而可食者 唯有荞麦与绿豆两种，而俱恶湿而喜燥 宜瘠而忌肥 以是种而播 植暠湿之地 旱极涝至 无怪乎徒劳无功也 臣闻中原通州等地 有六十日稻 初秋下种 初冬收获 上海青蒲等地 有深水红稻 六月播种 九月成熟 德安府有香籽晚稻 耕田下子 五六十日可以食实 此皆晚时而可食者也 臣谓 每岁节使之行 多方访求购来 颁之八方传殖 即不过一二年 人享其利 其于广嘉种而救灾荒 岂云小补栽
（《宪宗实录》，宪宗4年 6月已卯）
D16 如稻一也 而益州之青芉稻 早熟而可避晚灾者也 通州之六十日 德安之香籽（耔）晚莳而可避旱灾者也 西安之安南早 太平之六十仙 耐旱而可种者也 松江之鸟口稻 山阴之料白水 耐水而可种者也 惠安之鸟芒稻 青州之海稻 不畏咸卤 而可种近海棣田者也（《拟上经界策》下）
材料D15记载，1792后遇到大旱，朝庭下令代播荞麦，却“旱极涝至”，植于“高湿之地”的荞麦大受损害。以此为经验，徐有榘建议应该从中国引进晚植早熟品种。他还特别提到了可代替“代播”使用的中国的稻种有通州六十日稻、上海青蒲深水红稻、德安府香籽晚稻等三种，并认为这些品种即使在初秋或六月时晚播，因其栽培期短（只有50—60天左右），也能有收获。所以，他认为“每岁节使之行，多方访求购来。颁之八方传植即不过一二年，人享其利。”
材料D16中，徐有榘进而详细介绍了引入朝鲜后能发挥重大作用的中国稻品种，其中有晚植早熟而能避晚灾的青芉稻；晚播而能避旱灾的六十日稻和香籽晚稻，耐旱性强的安南早稻和六十仙稻；耐水性强的鸟口稻和料白水稻；耐盐性强的鸟芒稻和海稻等四大类九个品种的稻种。
综上所述，19世纪前半期最有影响的农学家徐有榘认为当时朝鲜的水稻农业必须引进如下新新品，包括晚植早熟种、耐旱性、耐水性、耐盐性强的稻种等。特别是早熟而能避免晚灾和旱灾的品种的引入是当时最切实际的课题。尽管这时朝鲜已经确定了新的育种方向，并已经培育出像“天上稻”这种早熟早收获的新品种，而且还开发出了在初伏（7月8日左右）移秧也能收获的最晚种品种，但徐有榘还是坚持认为应该从中国引进更为优良的稻品种，从根本上解决代播时经常出现的诸问题和局限性。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六、 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稻种的评价
日帝殖民地时代朝鲜稻作农业的发达并不是依存于殖民地内部的要求，而是依存于殖民宗主国的社会要求。所以，这一时期极端轻视朝鲜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强制推行了日本的试验技术成果。[31] 整个殖民地时代，朝鲜原有稻品种急剧减少，同时急剧展开了日本优良品种的“普及、交替、统一”。于是，朝鲜稻品种利用率由1912年的97.2%急剧减少到1935年的17.8%。
日本殖民统治者还多次收集了朝鲜后期的稻种，并研究了这些稻种的特性。[32] 即是由“劝业模范场”（1911—1913年经二次调查了各道府郡的稻种）和“农事试验场”（1930—1934）进行的“在来水稻调查”活动。但是，对朝鲜在来稻品种的研究越来越被忽视，到20世纪30年代之后甚至被排除在品种对比对象范围之外。
当时，为日本农学者的朝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