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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农村宗族问题研究管窥(5)

2015-05-12 01:11 五、宏观性的命题——宗族与 现代 化 问题 的思考
学术界对宗族问题 研究 热的持续不减，实际上是出自于对 农村 宗族这一 中国 传统文化的一种价值评判和关怀，即宗族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或者说宗族能否与日益现代化的中国 社会 相融合？也是关注宗族在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应该或能够扮演何种角色，关注宗族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如何等等。这些问题正如王沪宁先生所说：是事关“中国社会 发展 ”的问题[1](p7)，不仅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而且还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对宗族（包括传统的宗族）与现代社会 经济 、 政治 、文化发展关系的研究，实际上是出于对传统文化 历史 命运关怀的具体论证和表达。
关于宗族与现代化问题的直接宏观的论述，存在着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宗族总的来说不利于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而是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的障碍。这些学者对宗族主要持否定态度，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承认宗族包含有某些积极性的因素，甚至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王沪宁的观点就基本属于这一类型。他认为，村落家族文化的观念系统往往不利于社会整合、不利于社会体制的运转，不利于社会 法律 规范的贯彻，不利于公民文化的形成，最终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1](p288)。但如前所述，他也承认，村落家族文化不论其历史和现实的表现形态如何，总包含着一定的正面因素[1](p288)。何清涟则更认为，宗法组织在中国农村中的复兴，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都是一次文化的退潮，必将导致剧烈的社会冲突。它的发展和壮大，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还有一段曲折的漫漫长路[29]。谢维扬的观点在持否定态度方面很有代表性。他认为，中国的宗族在根本上不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作者提出，中国宗族制度最本质的特征在于被当作宗族首领的一些人凭借血缘理由对所谓的“族人”的控制、管理和支配及包括对人身在内的处置；现代社会之所以逐步取消传统宗族的合法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为实体的宗族团体在社区管理的概念上与所有公民共同参与的原则是矛盾的。他进一步认为，最终摆脱宗族私法性的控制是农民在现代社会中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虽然不必否认当前宗族活动中体现的某些正面的文化的社区生活运作上的意义，但这不是本质的，因为农村生活中同样的文化的和社区的功能在没有宗族的情况下也是可以达到的，而且也许更具有合理性[30]。 吕红平认为，家族文化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阻碍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首先，家族组织有碍于农村基层组织功能的发挥；其次，家族的封闭性限制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影响 着现代经济结构的形成。作者认为，农民很少讲求交易价值，这种重情、重义、而轻利的价值观，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市场经济意识，也会影响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还会滋生保守观念和依赖思想，抑制创新精神和自我意识。最后，家族文化也有悖于现代文化，构成现代化思想上的制约因素[13](p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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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杭、杨平、秦晖、黄世楚、陆学艺等学者的观点则与上述 分析 相左。钱杭认为，由于汉人宗族那些源于血缘又超越血缘的内源性根据，就使得当代中国农村宗族的重建和转型，所遵循的规则显然就不能与一般的血缘团体的演变 规律 等而视之，其命运和前途也必定会不同，这就能够证明，血缘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经过完善的补充和限制，完全可以与现代化的文明生活形成一种复杂的适应关系。但他同时认为，农村宗族最好是作为一种农村同姓同宗者之间“俱乐部式”的结社形式存在，将宗族的活动限制在社区内部，并以亲属间自助和促进公益事业为宗旨，而不主张宗族干预地方基层政权的公共事务[31]  ，这实际是说不能给予农民更大的自主空间。杨平指出，家族组织在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担负着极其重要的职能。它与中国国家政权之间有着较为广阔的合作空间，与现代化的主潮流并不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然而，作者也指出，家族组织又是一柄双刃剑，以它为表现形式的族际冲突，以及由于政府处置不当引发的普遍不满，很可能在家族组织复兴中成为某种破坏性力量[32]。秦晖认为，宗族的发展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与特定发展阶段上“小共同体”对个性发展与现代化（个性化进程）的促进作用，因此，亲缘组织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是完全可以想象的[33](p295-296)。黄世楚则认为，宗族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宗族完全有可能实现现代化；在欧美发达国家和 台湾 、新加坡等新兴 工业 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很多与传统宗族相似相近的宗族组织；它们吸收成员的原则也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如允许拟制血缘关系的成员加入宗族，甚至将女婿、外甥等纳入宗族成员的范畴；宗族的管理体制也相当灵活，由宗子制到族长制再到现代有特色的宗族成员大会，及由大会产生的理事会、监事会代替族长的权威进行管理。作者还论述了宗族现代化的必然性。其理由是：聚族而居生存方式的难以改变；永恒的血缘亲情；市场竞争带来的风险与压力要求团结互助共同竞争；政治环境仍有生存空间等[25]。著名社会学家和农民学者陆学艺指出，按直线性的现代化标准来评价村落家族文化，难免过多地强调其负面的作用；在现代化过程中以及后现代化社会，村落家族文化都将长期发挥重要作用[34](p15)。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上述专家和学者的研究，形成多学科、多角度参与农村宗族研究攻关的态势，不断推进，步步深入，连连破关。这不仅使笔者受教良多，深受鼓舞，而且正在改变我们近百年来已经形成的不容置疑的许多思维定势。我们的感觉是：农村宗族体现的是一种草根性的社会组织力量，而这一组织又同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承者；因此，上述关于农村宗族与现代化的争论，实际上涉及的仍然是关于两个基本命题的对立问题，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国家与社会和如何处理好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的问题。前者表现为，国家公共权力组织的调控权与社会组织及个人的自主权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协调问题；后者表现为，民间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的进程中要不要继承和保留、或者说应在多大的程度上继承和保留以及如何继承、保留的问题。再进一步说，由于宗族出现在农村，主要成员是农民，因而农村宗族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农民问题；于是，上述两个问题又可转换为我们如何对待农民文化和组织的问题。回答这样的问题有两种基本的角度或立场，即是站在现代化的角度俯看农民与农村？还是站在农民的角度，即从农民的实际生活出发看待农民与农村问题；或者说，是如曹锦清所说的是从外向内看、从上向下看，还是从内向外看、从下向上看的问题[35]（p2）。以前者的态度看待农民的传统（包括文化与组织），肯定是负面多于正面，而以后者的态度来看这个问题，就会得出与前者截然不同的结论，就会发现它更多正面的积极意义和符合社会发展逻辑的特征。这里的差异表面仅是个研究角度问题，但进一步就农村宗族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观之，上述观点的对立和分歧，似乎就有“‘贵族’的眼光”[36](p37)还是民众的视野之别，体现出该领域的研究可能存在某些深层次的瓶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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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自我文化优越意识和对农民缺乏平等意识。笔者以为，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农民视为“自私”的落后群体，把农民家庭经济视为落后的经营模式，把农民组织视为落后的封建组织，进而将人类利益群所共有的所谓“私利性”和“排他性”等特征，视为农民群体独有的“狭隘性”错误。这种视农民为另类的思维，实际上是自我为中心的文化优越论，它将脱离农民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强加给农民，同时又将广大农民的正当权益视为异己，置于扫荡之列，自觉不自觉地丧失“以平等待我”之心善待农民的包容胸怀。由于上述原因，就否定宗族者说，因无法突破自己一贯认定的封建宗族框架，无法说明他们自己对农村宗族也认同的公益性、互助性等事实，解释现实中农村宗族已发生的惊人变化。就肯定宗族论者看，同样由于局限于血缘组织的视野，因而在农村宗族的所谓“私利性”、“排他性”和“狭隘性”等问题上最终与否定论者趋于一致，从而使其对宗族积极性的解释和评价难以自圆其说，无法超越就封建宗族论宗族的既定框架。比如钱杭是给予农村宗族众多肯定的专家之一，但他也因盯死了宗族“血缘”而一叶障目，将宗族与农民社区割裂，咬定宗族为与国家公共权力相对立的“私人性质”，因此它只能成为“俱乐部”，而不可是代表农民权益的组织（即“明确功利目的的社会团体”），否则将对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运行形成阻碍。不知这是否要证明，作为另类的农民，它是不是不能有适应自已生存环境和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宗族在农民社区的公共代表性质，因为它没有使用现代社团的名称不复存在？
其二、综观十余年来农村宗族问题的学术研究，可以说，不管学者们持何种态度，也不管学者们的观点有多少分歧，但大多数学者在其研究的逻辑起点或者研究的基本视角上都有着共同之处，即都局限于从血缘（包括拟制血缘）或血缘与地缘结合的视角，或者说从传统族群的视角看待并研究农村宗族。因此，这一研究模式尽管也不断有所创新，但还是或多或少地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是只看到“社会结构”而看不到人的一种研究[37](p374)，是一种忽略“历时性”（diachronic）而过分侧重 “共时性”（synchronic）的研究。它容易导致向后看即以“静止的眼光”[36](p3).[38](p361) 研究社会发展的问题，从而使农村社会结构的研究陷入割裂农村宗族与现实社区主要成员即农民的关系，看不到宗族组织对广大农民真正的现实意义，也看不到广大农民及其生存环境对宗族组织选择的影响，看不到农民自身观念的转变给宗族带来的转变,从而使其研究缺乏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如解释不了农村宗族发生的极大变化的事实，也解释不了为何农民对于参与宗族活动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因这些问题的解释无力，也就无法逻辑地、有说服力地解释研究中存在的诸多分歧。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学术研究存在分歧是很正常的，但分歧太大或一些基本的问题难以达成共识，则说明已有研究的不够成熟，或缺乏有较强解释力的学术研究成果。因此，农村宗族研究要想进一步深入与取得突破，笔者以为，必须做到：我们应摒弃自我文化优越意识为特征的贵族思维，克服“封建宗族论”和农民政治意识落后论等静止性思维惯习，正视城乡社会生存方式与社会利益的多元选择；克服单一的结构观思维, 把农村宗族的研究和它的利益主体农民紧密相连而不是割裂宗族与农民的关系，从而克服用静止的眼光看待农村宗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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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温 锐 蒋国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