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农民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也是农业资源(2)
2013-06-10 01:04
导读：2 我国农地制度变迁中的农户行为表现 建国后，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3 个时期。对于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度
2 我国农地制度变迁中的农户行为表现
建国后，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3 个时期。对于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变迁，农民作为农村土地制度的执行主体，也有自身的行为选择模式。
土地改革被认为是实现了中国农民几千年盼望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然而当新政权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一政策时，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农民对新政权实施的土改政策相当冷漠。国家通过各级政权组织
培训土改工作队这一政策执行工具才使土改工作有所突破。为什么面对将农民从封建剥削中解救出来的土地改革，农民会表现如此“落后”呢？农民也有自己的理由。打土豪分田地早在20 世纪20 年代末就在农村很多地方出现过，农民无偿分得了土地，但是在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被打倒的阶级又卷土重来，对农民实施了残酷的报复。因此，农民对新政权的长久性，持怀疑的态度。“变天”的恐惧遏制了农民参加斗争、反剥削的愿望和勇气[4]。可见，农民在面对获得土地所有权这一巨大利益面前，最关心的是风险，是获得土地后，一旦出现“变故”，自己将遭受的损失。农民的行为是在权衡利益得失间，最小化损失的结果。
虽然在早期的初级合作社，农民有一定的自主性和需求，但从初级社到人民公社这短短的几年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几乎是被赶着跑步进入合作社的。在合作社时期，农民的收入不升反降，据当时对20 个省(自治区)564 个社总计183489 户农户的调查，减收户占总数的28.09%[5]。尽管农民陷入了减产与收入下降的困境，这种强制性变迁的土地制度却在中国农村平稳存在了二十多年。土地所有权的“和平丧失”再一次体现了中国农民的“不理性”。然而正是这种“不理性”的行为体现了农民的思维模式。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政权的力量被浓厚的
政治氛围渲染得异常强大，而农民是松散的，缺乏组织性地向国家表达利益要求的渠道，农民的抗争注定是卑微的。另一方面在看似高达威猛的国家政权下，农民还留有获取非体制利益和价值的空间，他们可以在集体劳动中“偷懒”，也可以通过挖边角的方式吞食集体的土地，还可以将本应该投入集体的肥料和劳动力投入自留地以获得更高产量[6]。尽管获利空间十分狭小，农民还是把主要力量用于追求这些小私小利上，而不愿冒巨大的风险去对抗国家的改造。即便失去土地这一重要的生产资料，只要有一丝生存空间，农民计算的还是以最小的风险和成本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
中国大学排名 绝对贫困和生存危机是诱发制度变革的动力，家庭承包责任制这种自发形式的制度首先在安徽四川等遭受旱灾及贫穷边远地区发生也强有力的说明了这一点。安徽小岗村民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按下“红手印”率先搞包产到户。面临生存的边境，农民拿生命做了一次赌注，农民把它看成可以生存的唯一机会。这也可以说是农民“不理性”背后的理性行为。最初中央政府和最高决策者对家庭经营方式取代集体经营的制度安排方面的态度是迟疑的，只是局限于对旧体制的修补。在政策并不很明朗的情形下，中国大多数的农民依然是保守和退让的。
资料表明，1980 年1 月，全国实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不足1.1%，发展较快的安徽省也不过占生产队总数的10%[7]。直到1983 年中央发文积极支持家庭联产承包制，包产到户这一形式才在广大农村普及开来。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工浪潮的兴起，很多地区都出现了农地抛荒现象，随后政府加大了农业改革的力度。《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并宣布保护农户的土地转让权。国家在保护农民权益的同时也希望农民从土地中逐渐脱离，然而尽管有政策支持，有较好的非农报酬，农民依然不愿放弃土地。
复旦大学人口所进行的《苏南工业化和农村
社会保障课题》显示，该地进入企业从事工业的劳动力年均
收入要比从事农业的收益高出3000 多元，同时还可享受企业提供的养老和医疗保障。农民转让或退还承包地，弃农应该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然而85%的土地使用权并没有发生转移[8]。由此可见，农民的考虑不单单是在农业收益上，更注重的是农地的保障性。换而言之，转让农地可能给农户带来的损失比拥有农地带来的收益更令人关注，农民对放弃农地损失的估价要比等量农地收益的估价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