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农民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也是农业资源

引言
　　
　　农民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也是农业资源的占有者和使用者，农民经营行为不但影响着农地资源的利用，农业生产的结构、农业技术的进步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也影响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执行和政策效果。因此，对农民行为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而关于农民行为的逻辑也值得从理论上进行探讨。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上看，关于农民行为的研究存在着几类不同的观点：以韦伯、波耶克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传统农民行为是非理性的，以舒尔茨、波普金为代表的学者却认为农民是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理性人，而以恰亚洛夫、斯科特为代表的实体主义者坚持农民的生存理性学说。三派各持己见，但从总体上来说，都是在特定情境或特定时代从某些方面来总结农民行为的逻辑，存在局限性。郭于华、郑风田等人想调和前面诸派的观点，给农民理性附加了条件，提出制度理性。制度理性认为对农民行为的分析必须放在其特定的、具体的生存境遇、制度安排和社会变迁的背景中进行[1]，农民经济行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所能提供的制度支持[2]，适宜的制度导致农民的理性行为，不适宜的制度导致农民的非理性行为[3]。由此可见制度安排对农民行为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不断变化的制度中去研究农民行为也是很有必要的。建国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国农地制度一直处于一个快速变动的时期，并且各个制度阶段变化分明，这也为研究制度变迁中的农民行为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在变化迅速农地制度背景下，农民行为的特点是什么？农民行为决策有无规则？这是本文致力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变化的农地制度背景中，农民的农地决策行为都是以满足现实需求的预期成本最小化为行为原则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背景下，农民的需求会相应的改变，预期成本也随之改变，但保持不同境遇下的预期成本最小化是其主要的行为标准。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1 我国农地制度的变迁过程
　　
　　1.1 土地改革时期
　　新中国成立不久，农民迫切期待的土地改革正式拉开序幕，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主要内容是废除了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确立了“耕作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农民获得了比较完整的土地产权，具有土地经营使用权和全部收益权。
　　
　　1.2 合作化运动时期
　　合作化运动经历了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三阶段。在初级合作社时期农民依然拥有土地所有权，但使用权交由社里统一安排，农民收益也主要由社里统一分配，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趋于分离。发展到合作化运动的高级阶段，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被集体化了，而且经营权和收益权也由集体共有，合作社统一经营、社员共同劳动、收益统一分配。人民公社运动将土地等一切生产资料全部无偿的收为人民公社所有，社员的收入消费实行统一供给制和工分制。农民丧失了土地所有权利。虽然后来严重危机局面的出现使得农村合作化组织形式退回到高级社合作化水平上，但随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地制度作为人民公社时期的基本制度确立下来，农民依然缺乏土地所有权。
　　
　　1.3 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期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式吹响了农村改革的号角，掀开了农地制度改革的新一轮的高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再次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农民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尽管新旧体制也经历了摩擦、整合、消长的徘徊期，但农地改革的脚步依然向前迈进。1984 年，确立了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框架，将土地承包期延长至15 年不变，又在1992-1998 年两次延长土地承包期，即15 年不变和30 年不变。另外，中央还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完善这种基本制度，强化承包经营权的内涵，保障农民拥有比较完善的土地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