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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尊严启蒙运动的重新定位 ——世界化现代化(3)

2014-04-30 02:02

      三、启蒙在新挑战中提升
 
      启蒙的复兴，其国际背景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重新高速启动，其国内背景则是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展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重新高速启动，得力于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及在生产过程中被广泛使用，还得力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由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努力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欧美及大洋洲等许多国家取得明显成效，缓解了这些国家内部及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使越来越多的民众享受到应有的权利，实现了他们的价值。亚洲众多新兴国家与地区的崛起及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新秩序、政治新秩序的建设，加上苏东体制的瓦解，使重新高速启动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一体化所没有的一系列新特点。这一环境无疑有利于启蒙在中国的复兴，有利于启蒙核心观念为人们所认同。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展开，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大变动中的第一次。就广度而言，不再局限于汪洋大海中若干孤岛，而是在13亿人口中普遍展开；就深度而言，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要实现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而且在很大范围内开始从工业文明向以知识经济为代表的新的文明转变。现代化，使行政权力支配下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使几亿农民从传统农业转到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使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化程度迅速提高；现代化，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让人们同世界发生了更为密切的直接联系；无论是就读、就业，还是衣、食、住、行，人们都有了更大的空间，更多的选择机会，更大的自由。所有这一切，无疑非常有利于启蒙在中国的复兴，有利于启蒙核心观念得到人们的认同。

      然而，世界化与现代化进程在解决着大量原有问题的同时，又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而世界化与现代化本身，又都包涵着极为深刻的新的内在矛盾。所有这一切，又都对复兴了的启蒙，特别是启蒙的核心观念，提出了严峻的新挑战。
以世界化进程而论，发达国家凭藉其经济，特别是资金、科学、技术、人才等多方面的优势，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广大发展中国家，常常处于被动或附属的地位，因此，全球化反而使全世界的人分化成对立的两极。由于各区域发展巨大的不平衡，上述矛盾便常常表现为世界化与区域化的对立；而当区域化和一定的文化、一定的文明相结合时，上述矛盾便为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概括成所谓“文明的冲突”。其实，从本质上讲，这是一场西方化与本土化的冲突。西方发达国家企图将他们的价值观念与制度构建普世化，强加于世界其他所有地区；而世界其他所有地区，则要求通过世界联系推动自己的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而不是让自己的文明在世界化进程中边缘化或被消灭。与此相应，便导致单边主义与世界多极化的冲突，因为单边主义者固执地坚持全球化即西方化，而启蒙精神恰正支持世界每一地区都有权在世界化进程中充分维护自己的主体地位。这种种冲突，很自然地推动着人们去对启蒙重新加以审视。
      以现代化而论，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知识化、个人主体化等等，常常是一柄柄双刃剑。市场化，激活了经济，但也常常带来效率冲击公平，自由冲击平等，物质主义膨胀，乃至物欲横流；工业化，使生产力高度发展，经济持续增长；但是，它又带来了资源的过度利用，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城市化，人口、资金、信息、生产力高度集中，高度流动，但也因此破坏了人们传统的联系纽带，造成严重异化与认同危机，乃至反社会行为的增长；知识化，提高了人们的素养，但是，它又使人们常常为科学主义、技术主义所支配，而丧失人文精神、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或在这些方面造成巨大的混乱；个人主体化，给个人提供了自主独立发展的充分自由，但是，它又常常会破坏保障他人享有同样权利与自由的秩序，损害集体利益与国家权威。凡此等等，同样推动着人们对启蒙重新进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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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反省中，海内外都有一批学者对启蒙提出责难。他们认为，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4]乃是导致世界化、现代化诸多问题的罪魁祸首。因为启蒙坚持“人是目的”，导致人欲横流，理性专擅，个人主义极度膨胀，由此造成了生态失衡，精神失衡，社会失衡。这些责难，其实所否定的不仅仅是近代以来的启蒙目标，可以说，它们连同整个人类文明都给否定了。
      “人是目的”，这一命题是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的集中概括。这一命题的确立，是为了培育和不断提升人性，使人性区别于动物性，高出动物性。如果人像其他动物一样是纯粹自然物，那么，由于自然物彼此互为条件，自然界没有最后的目的，人当然就不会成为目的。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人能够制造生产工具，进行物质生产，同时能够运用理性进行反思，进行判断，进行创造，从事精神生产，人能够在进行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过程中形成社会联系，通过社会联系与社会关系作用于自然界，从而成为能够进行物质自律、精神自律及社会自律的主体。人由此而超越单纯的自然的存在，超越作为动物性所具的有限性，通过立德、立功或立言，走向不朽。如果不承认“人是目的”，那么，不仅世界化、现代化丧失存在的合理性，整个人类文明都将被视为违反了自然性，人只有退化到猿人时代或者类人猿时代去。从生态失衡到重建生态平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正是世界化与现代化发展，使可持续发展有了可能。
      人具有欲望，包括物欲、性欲、求知欲、占有欲、求胜欲等，这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也因此而具有生命权、财产权、性生活权、受教育权、发展权、自由权等基本权利。能不能同意世界化、现代化使得人欲横流、道德沦丧这一观点呢?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是人类争论了几千年的一个古老的问题。这一观点，实际上是认定在前世界化、前现代化时代，人性为善，能道德自律。而走向世界化与现代化，则使人性中恶的一面膨胀起来，人们不再能道德自律。但是，历史实际并非如此。在生产很不发达、人们知识还很封闭的时代，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享有或独占上述权利，绝大多数人的这些权利被剥夺，或者受到严重侵害，恶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当时历史前进的动力。启蒙确认每个人基于人性，都应拥有以上各项权利，尽管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大量损害这些权利的现象，但大多数人终于有了条件使自己的权利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当然，人性中恶的一面以及非人的动物性仍然保留了不少，而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不是靠放弃启蒙，而是应当在世界化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深化和提升启蒙。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所谓理性专擅，实际上抹煞了哈贝马斯所说的“目的理性”，而将整个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再将工具理性等同于科学主义，将科学等同于技术，反过来将唯技术主义的弊端统统归之于理性。反全球化人士常常将目前世界存在的大量问题归咎于理性的存在，其实，在许多发达国家中，也常常是工具理性压倒了目的理性，背离了理性的根本精神—人的自主、人的自立与人的自由，将理性变成了达到功利目标的工具。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从一开始所面临的深重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使之不能不急功近利，要求迅速见到成效，工具理性因之从一开始就取代目的理性而取得支配地位，人的自主、自立与自由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必须服从于民族战争以及阶级战争的需要。即使转变到和平建设时期以后，由于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也从属于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目的理性也仍然处于附从地位。所以，真正的问题是理性缺位，而不是理性专擅。
将个人主义极度膨胀归罪于启蒙核心观念，同样是对启蒙的误解或曲解。启蒙运动确定“人是目的”，确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与人的权利，其基本立场就是承认每一个人都具有同等的尊严、价值与权利，将每一个成员的尊严、价值和权利视为同样神圣。在康德那里，权利就是以每个人自己的自由与个别人的自由协调一致为条件而限制每个人的自由。恩格斯也指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5 -p458 - 459 ]因此，个人的自由与群体的自由以及人类整体的自由，在“人是目的”中是互相制约又互相统一的。当然，真正达到这一境界并不容易。因为人性有善的一面，所以，这个统一需要依靠道德自律；而人性又有恶的一面，所以，这个统一又需要藉助于法治，藉助于制度规范。而道德自律也好，法治以及制度规范建设也好，都是一个过程。它们本身各自又都是一项系统工程，人类也正是在这各个领域中，通过不断努力而不断提升自己，不断前进。于此可见，在新的挑战面前，人类不是应当放弃“人是目的”，而是应当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方向，明确自己的尊严、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权利。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