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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人在华北——从晚清义赈的兴起看地方史路

2014-05-30 01:05

3、“丁戊奇荒”期间转战华北灾区的南中义绅

从事后的情况来看，义赈的发端应该是江南绅士从光绪3年初前往山东灾区举办的赈灾行动[１]。首批前往山东的江南绅士的动身时间是光绪3年2月中旬，当时镇江居民“因闻山东饥荒，殷户倡议捐钱，先捐得1万串”，请丹徒县学廪生严佑之（名作霖）等人赶往山东放赈[２]。不过，直到常州绅士李金镛于同年4月底5月初赶到山东后，义赈行动才真正初具规模[３]。5月上旬，李金镛在青州郡城设立了江广助赈局，并于其下设抚教局和留养局，“抚教者就其资质之高下分别教以读书，留养者收养残疾及生病之婴孩，”然后与赈友10余人分头下乡，同时在益都、临朐、寿光、乐安、昌乐5县开办赈务[４]。到同年9月初，江广助赈局已经在此5县救助灾民26万余口，用去赈钱15万串[５]。至光绪4年春间江广助赈局撤局时，共计散放赈银已达10余万两[６]。不仅如此，李金镛的活动还覆盖了严佑之等人所办理的赈务[７]。另外，由苏州绅士谢家福（字绥之）率领的另1批助赈山东的队伍，也是与李金镛的赈局会合行动的[８]。

对于李金镛等人在山东的助赈行动，山东先后3任巡抚李元华、文格和周恒祺都向朝廷作了专门的奏报。李元华称，李金镛等“俱非本地民人，乃能不分畛域，惠及东邦，实属好善乐施，不可多觏”[９]。文格亦称：“东省近岁荒旱”，“分发试用同知李金镛籍隶江南”，“前往青州府设局助赈，数县饥民均沾其惠”，“其为善之勇，救灾之诚，实堪嘉尚”[１０]；周恒祺则奏称：“候选知府李金镛倡议捐输，来东办赈，历时多月，备极辛劳，心存利济，好善急公，可否1并交部从优议叙”[１１]。可以说，正是由于江南绅士在此次东赈行动中这种前所未有的跨地方救荒行为，才使得3任山东巡抚都为之专门上奏。

而且，山东不过是嚆失而已。还在东赈尚未完全截止的光绪3年10月间，苏州绅士袁子鹏等人便另树1帜前往河南境内，从而立即开始了新1轮救荒行动。河南是此次灾荒打击最重的省份之1，但朝廷并没有给予象山西1样的照顾[１２]，再加上有1位因“赈荒迟延”而被降3级调用的巡抚李庆翱[１３]，所以，尽管肯定早就对河南荒情有所了解，袁子鹏、严保之等人还是为抵达灾区后目睹到的情景所震惊，称“此千古奇灾，是铁石心肠亦当泪下”。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河南当时共收到赈银25万两左右，却要分拨成灾的28个州县，而全省灾民共约5百余万，即每人只可得银5分。用当时开封银钱比价1200文、米价48文计算，每个灾民大概能换到米1升2合，大约只能维持3日口粮。看来，他们对此准备10分不足，因其所带款项不过钱万串，人数不过56人，根本不敷所用，真可谓“人款两绌”[１４]。无奈，除留下几人在开封城内开办粥厂外，袁子鹏和严保之只好先后回到苏州劝募赈款，而此时已经是光绪4年2月了[１５]。

有过这么1次教训，第2批准备前往河南的人员充分估计了形势。苏州的义绅们再次商议了行止。熊其英正是在这次商议后被邀请与凌砺生（名淦）1起，带领1支助赈队伍以及募来的赈银1万余两前往河南。这时，上海方面也与苏州取得联系，由上海绅士李玉书（名麟策）携带上海义绅所募的赈银1万两，“会同吴门协助豫赈局诸公前往散放”[１６]。光绪4年3月初8日（1878年4月10日），第2批助赈人员抵达河南归德，然而因天雨阻路，当月2103日（4月25日）才赶到开封府城。同时又发现河南缺粮情况严重，所以决定兵分两路，1路由凌砺生等人赴皖北采买粮食，另1路则由熊其英等人渡过黄河去济源县先行布置，等粮食办到后即行开始查户放赈[１７]。不过，办粮、换钱等事项都很不顺手，从而耽搁了不少时间，熊其英等人直到4月103日（5月14日）才在济源城内设立助赈局，并于次日分4路开查户口。与此同时，他又发现阳武、原武、获嘉、修武、武陟、河内等具“惨状与济源略同”，虽“极欲推广”赈务，“所苦人手之少，只得随题论题”，于是紧急呼吁南中“若尚有赈款接济，千万遴招数人以来”[１８]。

其实，在这项呼吁发出之前，江南已经又有两批人员动身前往河南了。最先到过河南的严保之又与孙屿芝等5人于光绪4年3月初2日（1878年4月4日）从苏州动身，2107日（4月29日）抵开封[１９]。4月上旬，上海、扬州、苏州3处协赈同人又“集银4万2千两，添延严猷之（即严佑之）诸君往赈获嘉”[２０]。这批人于4月初8日（5月9日）由扬州动身，2107日（5月28日）到汴梁[２１]。

5月间，先因豫赈局来书言“南中诸同人再能集资派友，于秦豫之交另设1厂，阴功莫大”[２２]，又因上海道冯焌光从关外回沪，路见陕西灾况，劝经元善等人开办秦赈，于是上海同人又约请胡小松、袁子鹏、经璞山、经耕阳等人“随带司事数人，不惮驰驱，前往筹办”。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秦赈”其实并没有直接到陕西境内办赈，而只是在河南灵宝、阌乡1带截留陕西灾民，并就地兼办赈务，所以还是属于河南助赈范围[２３]。此后还有两批比较重要的助赈人员前往河南，其1是于7月初抵开封的常州举人潘振声等人[２４]；其2则是浙江协济局派出的在籍绅士金苕人等人，他们略晚1些，7月底才动身赶往河南[２５]。根据江南协赈同人的统计，苏州、扬州、上海、浙江4处前后共有74人来河南助赈[２６]。

江南绅士的助赈活动在河南灾区引起了很大反响，“各邑令闻南人助赈，为民请命者接踵至”[２７]。但人手和钱粮毕竟有限，所以到5月间，除了汴梁城内上年设立的“同善栖留所”外[２８]，江南义绅只开办了济源和获嘉两个赈局，前者由熊其英主持，后者则由严佑之主持[２９]。6月间济源、获嘉两处初步赈毕，又分别移赈原武、修武[３０]。7月中旬以后，整个形势有了很大改观。先是上海绅士胡小松等人在灵宝县设立了“协助豫陕义赈局”[３１]，9月间浙江协赈局同仁与之会合，新安、渑池、陕州、灵宝、阌乡5处赈事得以“同时并举”[３２]。再加上凌砺生、熊其英、严佑之、潘振声、侯敬文等人在7月以后穿插往来，奔波于武陟、林县、辉县、新乡、延津等地，可以说，江南的助赈活动基本上覆盖了河北（即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地界[３３]。

光绪4年底5年初，河南赈务进入收尾阶段。原本较为分散的各地助赈局合成了两大赈局，即河北局和河南（主要指位于河南省黄河以南的河南、开封、归德3府和陕州直隶州）局。河北局由严佑之主持，河南局原本商定由熊其英主持，但因其此时已病重，事实上由金苕人主管[３４]。河北局以卫辉为中心，主赈浚县、汲县，补赈济源、阳武、原武，兼办收赎、慈幼等事宜[３５]。河南局则由金苕人设局于洛阳府署，“往来各局，就近照料”，主赈登封、嵩县、偃师、洛阳、孟津、宜阳等地，亦办代赎事宜[３６]。

光绪5年闰3月中旬，江南义赈在河南灾区的赈务和善后工作将次办竣[３７]。此次助赈河南的行动共花费规银45万多两，其中上海解交了16万4千多两，苏州解交了28万8千多两[３８]。而在光绪3、4两年间，河南省由中央划拨和向别省借贷所得的全部赈款也只有48万两[３９]。不过，义赈在河南实际散放的赈银并不是上面那个数字，因为后来有1万2千两银子被转移到山西去了。

早在光绪4年102月间，在河南办赈的人就听说“山西临汾、闻喜1带，尚有颗粒无收、人仍相食之处”，因此曾探询南中能否“另树1帜，前往助赈”[４０]。江南则认为山西此时“官款充足，不妨偏重河南”[４１]，因而1直没有采取举措。如果从光绪3、4年的情况来看，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当时在山西主持赈务的钦差大臣阎敬铭和山西巡抚曾国荃都称得上是尽心尽力，而且朝廷对山西也比较重视和优待[４２]。另外，来自西方的救援在山西也倾注了比山东大得多的赈济力量[４３]。可是，山西省从光绪元年就发生大旱，接下来连续几年都没有得到缓解，所以到光绪5年时灾情依然颇重[４４]。而且，官方组织的大规模赈济行动从光绪5年3月开始进入了扫尾阶段[４５]，再加上朝廷本年正月又下令到本年5月份止1律停止捐输，这使官项赈款遭受了很大打击[４６]。西方传教士开办的赈济活动虽说持续到本年秋间，不过基本上仅限于太原、平阳2府之地[４７]。因此，山西赈务遂成为义赈的下1个目标。

这个转移过程颇经历了1番周折。起初，在新安、渑池1带办赈的南绅严子屏因其地接壤山西，于光绪5年2月中“闻垣曲、闻喜1带人尚相食，花银数钱可救1命，坚拟赴赈”，于是金苕人同意他先去查看[４８]。谁知当他3月间往山西1转，回来后却说：“遍历垣曲等7州县，官赈认真，每人每月可得米89斤。民间光景转不及豫省，极苦之区粮价稍贵于豫，而市面却好，似可无须前往，前议即作罢论”[４９]。江南后方同人立刻对此表示了怀疑：“前闻晋重于豫，颇疑未确。此次子翁往勘，亦恐未加详察。……子翁于旬日间历7州县，而见市面却好，深恐所见者市面，所未见者穷乡，还望详加探察”[５０]。不过，由于严子屏的说法，在河南的江南同人也没有坚持全数移赈。他们最后决定由潘振声携带剩余款项1万2千两，和另外4人1起再赴绛州查看情形，而其他人除个别几人留办1些善后事宜外，基本上都于闰3月间动身南下[５１]。

潘振声于闰3月初5日（4月25日）由修武起程，2101日（5月11日）至绛州。他发现，“绛州地属通衢，城中市面颇好”，“而出城10里外”，“麦已枯死10分之7，去岁收成不及2分，村落败坏，困苦不堪”。经下乡清查，“从前千余人村庄今所存不过百余人”，而且北至太平，南至闻喜，东至曲沃，情形大略相同。另外，官赈本来认真，但“现因赈款万分支绌，逐渐停减”[５２]。因此，在略略办过绛州和曲沃赈务后，他便在4月底正式发函告急，声称：“晋省全局情形，自绛州以南被灾虽重，……此后若能雨旸应时，或者尚有转机。绛州以北，平阳府临汾、汾西、灵石等处本系瘠苦之区，去岁秋收甚少，每亩皆不及1斗，且皆枯坏。……若5月内得雨，仅须赈至8月为止，若竟无雨，此后不堪设想……晋省自遭歉岁，人民稀少，禽兽逼人，狼患尤甚，竟至35成群，白昼横行，毫无忌惮，每村所伤各不下数10人，几于无日无之”[５３]。

得到潘振声发来的确信后，刚刚返乡的南中义绅们再次准备动身。不过江南协赈同人这次筹划得更为仔细了，经过商议，决定分两起入晋，1起由严佑之带领，同行者有邵天禄、包养中、严子屏、杨殿臣、唐6如等人，随携赈银35400两，定于6月间出发；另1起则由金苕人带队，与梁芷卿、张云门、王耳峰、薛霁塘、徐寿伯、金亮甫、陈谨夫等人同往，于7月间带银35600两前往[５４]。

严佑之等人于7月2107日（9月13日）首先到达绛州，与潘振声会商后，知平阳、蒲州、解州1带灾况最重，遂于8月初3日（9月18日）在平阳府临汾县设局，而潘振声则专办闻喜、曲沃两地的掩埋事宜[５５]。金苕人等则于8月下旬方至山西，后在蒲州府属之虞乡开办赈局，并在当月底亦见到了潘振声，从而使两路人马之间的消息得以互通[５６]。

就在山西赈务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新的意外情况又出现了：直隶继前两年旱灾后，又在本年夏秋之交因暴雨成灾，文安、武清等10余州县遭受水患[５７]。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山西。杨殿臣主张从山西赈款中拨解1部分给直隶，严佑之则认为“南中出钱诸人发愿山西，且解款均由浙苏抚宪咨晋，势难挽回”，但表示“若虑无人往办，则殿翁（即杨殿臣）暨弟处同人均有志焉，至于晋赈均归苕翁（即金苕人）经办”[５８]。在灾情紧迫，而后方又迟迟没有指示的情况下，严佑之只好于9月103日（10月13日）在汾西县武庙拈阄，先“拈得移直，复拈得作霖同去”，便决定汾西赈务竣事后，自己也马上前往直隶[５９]。

金苕人对直隶灾情重于山西的说法并不完全认同，而且对于严佑之等人要立刻离开山西的决定，也颇担心将来山西的任务过重[６０]。不过，在急不可耐的缪起泉和杨殿臣的劝说下，他还是分拨了赈款5千两，由此2人在9月间先行带往直隶[６１]。严佑之则在10月上旬办完汾西赈事后才动身，并带走了自己负责承收的南中捐款6万3千两[６２]。这样1来，严佑之事实上在山西办赈的时间只有两个月多1点。

因此，山西赈务其实主要是金苕人和潘振声主持办理的。光绪6年正月底，潘振声办完解州、稷山两处的掩埋、摘赈和闻喜的补赈事宜后也动身赴直隶，不过因为他要参加本年的会试，所以后来把款项转交给了严佑之，并没有参与直隶赈务的办理[６３]。如此则金苕人就更加忙碌了，芮城、垣曲、平陆、沁水、阳城5处的赈务直到光绪6年2月间才办完，石楼、永和的散放事宜则在3月间方才竣事[６４]。所以，当金苕人最终离开山西的时候，已经是3月末了。

山西赈务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南中义绅们转战华北的行动就此告终，因为这时直赈还在办理当中。直隶这次发生的水灾虽然已不属于“丁戊奇荒”的范围，而江南这次对直隶的救助完全是沿着前述行动的惯性接续下来的，所以这里不能不对此次直赈情形略述大概。

最早抵达直隶的正是那两位急不可耐地从山西赶来的江南绅士，即缪起泉和杨殿臣，他们在光绪5年10月底就到达了保定府，随即先到安州1带查看情形[６５]。101月上旬，严佑之亦从山西转来直隶，在任邱与杨殿臣等人会合，并在此成立了助赈总局，开始下乡查户放赈[６６]。直隶赈务可能比较繁难，到光绪6年正月上旬，他们才办竣任邱和安州两处，尚有10余州县等待施济，因此严佑之请求江南再加派人手，最好谢家福能来[６７]。然而谢家福未能成行，江南同人最终议定由经元善、沈嵩龄等5人于3月中旬搭乘轮船前往直隶，并随携赈银5千两[６８]。办理直赈的头绪并称不上繁复，但过程却颇为不易。由于6年5月间连日阴雨，致使灾情又有反复，已经赈过的数处地方复罹水患，给赈务带了很多麻烦。结果，严佑之本打算办完宝坻赈务后即可南旋，至此又少不了再费1番周折[６９]。大概直到101月中旬，严佑之才大体办完手头的赈务，而当他终于返回扬州家中的时候，则已是光绪7年6月间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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