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在中国(2)
2014-06-30 01:04
导读：尚在爱因斯坦相对论之上，其书出后，不及三年，已重五版，而第五版之绝版，及今已一年之久。其书为何，则斯宾格雷之《欧洲末运论》（Spengler,Unter
尚在爱因斯坦相对论之上，其书出后，不及三年，已重五版，而第五版之绝版，及今已一年之久。其书为何，则斯宾格雷之《欧洲末运论》（Spengler,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是也。其书大旨以历史比生物形态，二者因受春夏秋冬时运之支配，故一国文化亦分幼长老死四期。斯氏自称其书曰新历史哲学，并举欧洲今日之亡微，比之希腊罗马之末叶，若滂氏之言,若斯氏之书，不过一二人之言耳，何足以判定欧洲全体文明之得失。然自斯氏书之流行，可知其书必与心理相暗合，而影响于世道人心非浅。吾之所谓危机者，盖以为欧人对于现时之社会组织，已入于怀疑之境。彼既自行怀疑，则吾国今后之文化，更少依傍，舍自行独立外，尚有何法乎？
他还特意申明，虽然批评“吾国今日人心，以为科学乃一成不变之真理，颇有迷信科学万能者”，但劝人不相信科学，不重视科学，“此则决非吾之本意”。文中还说：
吾在德时，有同学拟译斯氏书者。吾告之曰：此书一入中国，则吾国傲然自大之念益增长，必曰你看欧洲人将倒楣了，还是我之无动为大的好，还是我三纲五常的好，诚如是益以阻塞吾之新机，而新文化永不能输入。吾之所以劝其不译者，正以欧洲之科学方法与社会运动足以补救吾国旧文明之弊，此信仰维持一日，则新文化之输入早一日，若此信仰而失坠，不独吾国文明无复兴之机，而东西洋之接触更因此阻迟。然斯氏之书已早公开，无论译与不译，终必有传至中国之一日。且欧人对于现文明之怀疑，已彰彰明甚，故不能以不译斯氏之书，可以掩尽吾国人之耳目。总之今日之急务，在求思想界之独立，独立以后，则自知其责任所在，或继续西方之科学方法而进取耶，或另求其他方法以自效于人类耶？凡此者一一自为决定，庶不至以他人之成败，定自己之进退，而我之文化，乃为有本有源。盖文化者，特殊的，固有的，独立的，非依样葫芦的，此言新文化者最不可不注意之一点焉。[12]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这篇告别词后名为《学术方法上之管见》，登载于1922年1月《改造》。它真实地反映了《没落》一书对留欧学生的影响。留学生对此态度不一，有的人准备翻译这本书，张君劢则更多从它可能给国人带来负面作用考虑，建议以不译为好。1922年2月张君劢在中华改进社讲演《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说：“因欧败后之失望，则以德国为尤甚，故甚至出了一书，名曰《欧洲之末运》。”[13]1918年12月他与梁启超、丁文江等赴欧洲游历，访问德国哲学家倭铿（Rodulf Eucken），对哲学发生了兴趣。梁、丁等回国后，他仍留居德从倭学哲学，又常往法国向柏格森求教，1922年1月始回国。张君劢长期游学德国，对德国学界动向了如指掌，对《没落》一点也不陌生，而且很重视这部书，劝人勿译，生怕国人滋生傲慢心理。他自己也曾购阅1923年慕尼黑版的《没落》德文本两卷（现上海图书馆藏有一套1923年德文原版《没落》，扉页上盖有“张君劢藏书”朱色印章）。张认为斯氏之书译与不译，“终必有传至中国之一日”，他这篇文字实际上已经将斯氏思想简略地向国人作了介绍。1923年张君劢发起科学与玄学论战，他坚持文化本位的立场，《没落》对他不无启示。张并不排斥科学，相反的以为西洋的科学方法能补救中国旧文化之弊。
在张君劢的安排下，1922年德国哲学家杜里舒（Hans Driesch，1867-1941）应邀来华讲学。他虽然主讲自己的新生机主义哲学，但也谈到了斯宾格勒及《没落》。1922年2月15日，杜在
南开大学讲演《历史之意义》中指出，德国的历史哲学著作，“几于无岁无之”，而“近来斯宾格雷所著之《欧洲灭亡论》（Spengler: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尤为哄动一时”[14]。他在武昌中华大学讲演《达尔文学说之批评》，把斯宾格勒归属于追求历史公例的“积累说”一派[15]。同时又应林宰平的要求，杜撰《论上之研究爱因斯坦氏相对论及其批评》一文，其中特别论及时人将斯宾格勒与爱因斯坦相提并论之误，“德国近时学界，其最脍炙人口者，谓爱氏之《相对论》与斯宾格雷之《欧洲末运论》，斯二者之绝无关系，犹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与弁吐文（贝多芬——笔者注）之
音乐之绝无关系也。乃学者往往合并而论之，此则社会浅尝之言，而非爱氏与其相对论者所能负责也。”[16]杜虽没有在讲演中专门对斯氏学说展开讨论，然他在各地大学讲演中不断提到斯氏及其著作，扩大了斯氏在学界的知名度，尔后一些学人开始追踪斯氏的学说，应与他的演说不无关系。如《没落》上卷英译本出版于1926年1月，张申府在同年9月《对于西洋文明态度的讨论》一文中便说：“欧战以来，谈文明或文化问题，最出风头的德国算学教师斯宾格勒，在其享名的纸贵德意志的大著《西洋之衰落》（上卷今已有英译本），对此有有力的主张。但一般
历史学家，‘文化哲学’家，却不免仍要证明‘文化’为一体。”[17]可见，国内学界对西方学术动态回应之速了。从以上这些史料梳理后可知，吴宓以为《没落》在李思纯之前“吾国人士犹鲜知”，之后亦“无闻”，是一种错误的判断。
德国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俞颂华亦值得一提。俞颂华（1893－1947），江苏太仓人，著名记者。1921年至1924年作为《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驻德特派员，与当时在德留学生如魏嗣銮、金井羊、王光祈、朱家骅等人过往甚密。1923年7月25日俞颂华的《德国文化形体学研究会》一文发表在《东方杂志》，报道了德国文化形体学会的一些情况。所谓“文化形体学”（Kulturmorphologie）就是指“文化形态学”[18]，认为各民族之间有或深或浅的文化圈界限，一个文化圈内，人类之生存及其意志之表现，恒与其圈内独特之精神相表里，各地生活条件不同，各文化圈之间有相同也有相异之点，故有互相亲密和互相抗拒之别。文中特别提到1923年6月29日召开文化形体学研究会纪念大会，到会的中国人有金井羊一人。[19]金曾拜访过该研究会的创办人洛白尼斯（Leo Frobenius）。文末说：“预定斯班厄尔氏亦有演讲，惜斯氏以事阻，未能到会，不然亦必有创见发表也。”[20]“斯班厄尔”疑不是指斯宾格勒，而是士榜格（Eduard Spranger，1882－1963）。俞文虽然没有直接涉及斯氏的学说，但是俞报道这件事情，想必与德国学界积极讨论文化形态学有一定关系，这篇报道文字也引起国内人士的重视，《史地学报》转载了俞文。
《斯宾格勒之文化论》译刊之前，对斯氏学说介绍相对详细的，除了魏嗣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