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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在中国(2)

2014-06-30 01:04
导读:尚在爱因斯坦相对论之上,其书出后,不及三年,已重五版,而第五版之绝版,及今已一年之久。其书为何,则斯宾格雷之《欧洲末运论》(Spengler,Unter
尚在爱因斯坦相对论之上,其书出后,不及三年,已重五版,而第五版之绝版,及今已一年之久。其书为何,则斯宾格雷之《欧洲末运论》(Spengler,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是也。其书大旨以历史比生物形态,二者因受春夏秋冬时运之支配,故一国文化亦分幼长老死四期。斯氏自称其书曰新历史哲学,并举欧洲今日之亡微,比之希腊罗马之末叶,若滂氏之言,若斯氏之书,不过一二人之言耳,何足以判定欧洲全体文明之得失。然自斯氏书之流行,可知其书必与心理相暗合,而影响于世道人心非浅。吾之所谓危机者,盖以为欧人对于现时之社会组织,已入于怀疑之境。彼既自行怀疑,则吾国今后之文化,更少依傍,舍自行独立外,尚有何法乎?
他还特意申明,虽然批评“吾国今日人心,以为科学乃一成不变之真理,颇有迷信科学万能者”,但劝人不相信科学,不重视科学,“此则决非吾之本意”。文中还说:
    吾在德时,有同学拟译斯氏书者。吾告之曰:此书一入中国,则吾国傲然自大之念益增长,必曰你看欧洲人将倒楣了,还是我之无动为大的好,还是我三纲五常的好,诚如是益以阻塞吾之新机,而新文化永不能输入。吾之所以劝其不译者,正以欧洲之科学方法与社会运动足以补救吾国旧文明之弊,此信仰维持一日,则新文化之输入早一日,若此信仰而失坠,不独吾国文明无复兴之机,而东西洋之接触更因此阻迟。然斯氏之书已早公开,无论译与不译,终必有传至中国之一日。且欧人对于现文明之怀疑,已彰彰明甚,故不能以不译斯氏之书,可以掩尽吾国人之耳目。总之今日之急务,在求思想界之独立,独立以后,则自知其责任所在,或继续西方之科学方法而进取耶,或另求其他方法以自效于人类耶?凡此者一一自为决定,庶不至以他人之成败,定自己之进退,而我之文化,乃为有本有源。盖文化者,特殊的,固有的,独立的,非依样葫芦的,此言新文化者最不可不注意之一点焉。[12]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这篇告别词后名为《学术方法上之管见》,登载于1922年1月《改造》。它真实地反映了《没落》一书对留欧学生的影响。留学生对此态度不一,有的人准备翻译这本书,张君劢则更多从它可能给国人带来负面作用考虑,建议以不译为好。1922年2月张君劢在中华改进社讲演《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说:“因欧败后之失望,则以德国为尤甚,故甚至出了一书,名曰《欧洲之末运》。”[13]1918年12月他与梁启超、丁文江等赴欧洲游历,访问德国哲学家倭铿(Rodulf Eucken),对哲学发生了兴趣。梁、丁等回国后,他仍留居德从倭学哲学,又常往法国向柏格森求教,1922年1月始回国。张君劢长期游学德国,对德国学界动向了如指掌,对《没落》一点也不陌生,而且很重视这部书,劝人勿译,生怕国人滋生傲慢心理。他自己也曾购阅1923年慕尼黑版的《没落》德文本两卷(现上海图书馆藏有一套1923年德文原版《没落》,扉页上盖有“张君劢藏书”朱色印章)。张认为斯氏之书译与不译,“终必有传至中国之一日”,他这篇文字实际上已经将斯氏思想简略地向国人作了介绍。1923年张君劢发起科学与玄学论战,他坚持文化本位的立场,《没落》对他不无启示。张并不排斥科学,相反的以为西洋的科学方法能补救中国旧文化之弊。
   在张君劢的安排下,1922年德国哲学家杜里舒(Hans Driesch,1867-1941)应邀来华讲学。他虽然主讲自己的新生机主义哲学,但也谈到了斯宾格勒及《没落》。1922年2月15日,杜在南开大学讲演《历史之意义》中指出,德国的历史哲学著作,“几于无岁无之”,而“近来斯宾格雷所著之《欧洲灭亡论》(Spengler: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尤为哄动一时”[14]。他在武昌中华大学讲演《达尔文学说之批评》,把斯宾格勒归属于追求历史公例的“积累说”一派[15]。同时又应林宰平的要求,杜撰《论上之研究爱因斯坦氏相对论及其批评》一文,其中特别论及时人将斯宾格勒与爱因斯坦相提并论之误,“德国近时学界,其最脍炙人口者,谓爱氏之《相对论》与斯宾格雷之《欧洲末运论》,斯二者之绝无关系,犹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与弁吐文(贝多芬——笔者注)之音乐之绝无关系也。乃学者往往合并而论之,此则社会浅尝之言,而非爱氏与其相对论者所能负责也。”[16]杜虽没有在讲演中专门对斯氏学说展开讨论,然他在各地大学讲演中不断提到斯氏及其著作,扩大了斯氏在学界的知名度,尔后一些学人开始追踪斯氏的学说,应与他的演说不无关系。如《没落》上卷英译本出版于1926年1月,张申府在同年9月《对于西洋文明态度的讨论》一文中便说:“欧战以来,谈文明或文化问题,最出风头的德国算学教师斯宾格勒,在其享名的纸贵德意志的大著《西洋之衰落》(上卷今已有英译本),对此有有力的主张。但一般历史学家,‘文化哲学’家,却不免仍要证明‘文化’为一体。”[17]可见,国内学界对西方学术动态回应之速了。从以上这些史料梳理后可知,吴宓以为《没落》在李思纯之前“吾国人士犹鲜知”,之后亦“无闻”,是一种错误的判断。
    德国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俞颂华亦值得一提。俞颂华(1893-1947),江苏太仓人,著名记者。1921年至1924年作为《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驻德特派员,与当时在德留学生如魏嗣銮、金井羊、王光祈、朱家骅等人过往甚密。1923年7月25日俞颂华的《德国文化形体学研究会》一文发表在《东方杂志》,报道了德国文化形体学会的一些情况。所谓“文化形体学”(Kulturmorphologie)就是指“文化形态学”[18],认为各民族之间有或深或浅的文化圈界限,一个文化圈内,人类之生存及其意志之表现,恒与其圈内独特之精神相表里,各地生活条件不同,各文化圈之间有相同也有相异之点,故有互相亲密和互相抗拒之别。文中特别提到1923年6月29日召开文化形体学研究会纪念大会,到会的中国人有金井羊一人。[19]金曾拜访过该研究会的创办人洛白尼斯(Leo Frobenius)。文末说:“预定斯班厄尔氏亦有演讲,惜斯氏以事阻,未能到会,不然亦必有创见发表也。”[20]“斯班厄尔”疑不是指斯宾格勒,而是士榜格(Eduard Spranger,1882-1963)。俞文虽然没有直接涉及斯氏的学说,但是俞报道这件事情,想必与德国学界积极讨论文化形态学有一定关系,这篇报道文字也引起国内人士的重视,《史地学报》转载了俞文。
   《斯宾格勒之文化论》译刊之前,对斯氏学说介绍相对详细的,除了魏嗣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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