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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在中国(4)

2014-06-30 01:04 （1）各文化的发展大体上皆循一定的途径；（2）文化恰如一有机体，有生、长、灭三期；（3）近世欧美之文明将达其不可逃之命运。这三条要义系吴宓借用张荫麟语。斯氏代表了综合精神及趋势的先导者，“知识之丰富，实今世所少见”，其观察极为锐敏，敢于立言，“深信古今各族各国之历史及文化，皆有公共之原理而具同一之因果律，故能归纳其迹象事实，而创为宏大精微之规模及议论。”斯氏所创立这种分类比较研究方法，“实已予吾人以极深之刺戟及有益之榜样。”但吴宓又指出斯氏学说的缺陷，斯氏自许其工作为包括全世界之“历史哲学”，以文化之生长灭比之有机体，实缘受生物学之影响，狂妄夸大，武断比附，“浪用想象而流于虚幻，为强改事实以明其学说。”今世物质衰敝，精神迷乱，人心极苦，斯氏只是叙述病状，抉发病源，而未开示治病之方。吴宓认为：“救今世之病之良药，惟赖实证之人文主义，如本志夙所提倡介绍之白璧德等人之学说是也。东方西方各族各国，盖同一休戚矣。”吴宓对斯氏的评价受其师白璧德《民治与领袖》的影响。最后，有感于斯氏论中国文化虽颇有卓见，然所知不多，他希望中国学人能“采用斯氏之方法，以研究吾国之历史及文化，明其变迁之大势，著其特异之性质，更与其他各团文明比较，而确定其真正之地位及价值。”[28]吴宓这篇文字后略作修改，又更名为《斯宾格勒<西土沉沦论>述评》发表于《大公报·文学副刊》[29]。
    《吴宓日记》记载1927年2月23－26日，除了教课外，仅读刘奇峰从美国寄来的《斯宾格勒之文化论》，说“此书关系重大，须译述之，以供国人之诵读”[30]。所以他安排张荫麟翻译这本书。若细析吴宓所作的“编者识”，我们可以推断他还曾购阅了《没落》英文本。“编者识”叙述的不少背景知识并非从《斯宾格勒之文化论》中获得，如“据斯宾格勒原书自序”云云，而且他还交代斯氏之书至1926年始有上卷英译本，名The Decline of the West，系美国Charles Francis Atkinson所译，伦敦George Allen﹠Unwin书局发行。下卷译本迄今犹未成书。吴宓写“编者识”时还不知《没落》下卷英译本何时出版，而至1928年11月《斯宾格勒之文化论》即将刊毕之时，则知《没落》下卷英译本出版，并向读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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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宾格勒原书之英文译本，名The Decline of the West，其下卷已于一九二八年七月译成出版，仍系Charles Francis Atkinson君所译，伦敦George Allen﹠Unwin及纽约Alfred Knopf书店发售。天津法界中街七十一号，法文图书馆（The French Bookstore）有此书。上卷售价国币十四元五角，下卷十八元七角五分。能通英文者盍就近购读之乎。[31]
《没落》下卷英文本出版于1928年7月，而吴宓在1928年11月就报道此书出版消息，若不是非常关注该书的出版情况，绝对不可能如此迅速。吴宓所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也专门报道“《西土沉沦论》英文译本下卷到津”：
    斯宾格勒《西土沉沦论》一书，关系重大，已详见本副刊第六期所述。其英文译本The Decline of the West仅成上卷，其下卷仍由C.F.Atkinson担任翻译，已于一九二八年七月译成出版，美国纽约Alfred Knopj等店发行，上卷之总题曰《形式与实在》，下卷之总题曰《世界文化概观》，最近天津法文图书馆The French Bookstore已有此书下卷之英译本出售，价国币十八元七角五分，爱读者盍就近购取。[32]
按：“详见本副刊第六期所述”，即指《斯宾格勒<西土沉沦论>述评》。在吴宓心目中，《没落》的确是一本“关系重大”的书，所以他才反复向学界介绍此书的出版情况。而他本人在1928年1月之前应该阅读过《没落》英译本上卷，通过跟他有一定交往的法文书店购得。
    《大公报·文学副刊》上有一些文章也介绍过斯氏。如1928年吴宓在《欧洲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与吾国人应有之觉悟》中批评趋新之士只晓得杜威、罗素、柏格森、威尔斯、萧伯纳等人，而“赫赫有名之斯宾格勒Spengler之《西土沉沦论》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一书，亦鲜人道及”[33]，更遑论其他，只有熟悉世界现状，然后中国种种问题才可得正当解决。1930年《文学副刊》介绍德国历史哲学家福利德尔（E.Friedell）的《新时代之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 der Neuzeit）[34]，谓史学并非一种科学，历史之因果不可知，仅自然之因果为可知，史学中含有价值观念，然价值观念常变，故史家欲求中正无偏，决不可能，“其立论实与斯宾格勒之《西土沉沦论》一书相近。”认为福利德尔的书“恢宏奇肆之创见，殊可追步斯宾格勒。”[35]吴宓多大程度上受斯氏学说的影响，尚难确定，但他对斯氏情有独钟却是有案可查的。1931年7月他游欧途经德国，仍然不忘斯氏，在1931年7月16日日记中写道：“是夕在某书店，欲购Spengler照片不得；见Spengler新著《人生观》一书，题曰‘Das meusch und der Technik’(3.50mk)。书店人谓，吾人（德人）不喜Spengler。”[36]吴宓对斯氏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斯宾格勒之文化论》同时译刊于颇具社会影响力的《国闻周报》、《学衡》，又有吴宓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大力宣传，想必这本书会受到一些学人的注意。1929年澄衷中学历史教员黄维荣就是读到发表于《学衡》的《斯宾格勒之文化论》，始对斯氏学说略有了解，后在著述中加以介绍讨论[37]。那么《斯宾格勒之文化论》到底在学界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吴宓曾言：“深望吾国宏识博学之士，采用斯氏之方法，以研究吾国之历史及文化，明其变迁之大势，著其特异之性质，更与其他各团文明比较，而确定其真正之地位及价值。”或据此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史研究热是对吴宓上述“呼吁”的一种回应。所列举的一批文化史作品中[38]，仅《文化与文明》论及斯氏，严格来说它不是文化史，而是“文化批评”。其他著作都没有提及斯氏，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也看不出曾受过斯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