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在中国(3)
2014-06-30 01:04
导读：张君劢外，则数李思纯（1893-1960），字哲生，四川成都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1919年9月18日，他偕同李劼人、何鲁之、胡助四人赴法留学。[21]李思纯在巴
张君劢外，则数李思纯（1893-1960），字哲生，四川成都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1919年9月18日，他偕同李劼人、何鲁之、胡助四人赴法留学。[21]李思纯在巴黎大学三年半，攻读历史学和
社会学。1923年夏回国。历任
东南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师范大学教授，开设“史学方法”、“论史”课程。著《元史学》（1926）、《江村十论》（1957），又译《史学原论》（1926）。他在1923年10月《论文化》一文中对《没落》的内容和社会影响作了简略的介绍：
论文化之盛极必衰，衰极必亡，而持论最有力者，有德国现在哲学家斯宾格勒氏Spengler。斯氏有感于欧洲文化之趋于死途，常冥思默想而成一书曰《西土沉沦论》Undergang der Abendland，其书体大思精，证例繁富，历引希腊、罗马及东方古国先代文明其发生滋长及衰败灭亡之量例，更辅以历史学、社会学、
生物学之观察，最后断定欧洲文化之现已趋于死亡。斯氏之着笔为此书在欧战前，脱稿于欧战中，而刊行于欧战后，一时风行之盛，势力之伟，其在战后之德国，盖与安斯坦氏Einstein，所为相对论并称。斯氏本德国南方弥纯Muchun城中一中年教授，名不出乡里，自为此书，不一年而誉满全国。其书所论文化之生住异灭，信为确义。就其说以考古今文化之嬗蜕兴亡而知理有固然，非危辞耸听，谰言（骏）[骇]俗也。[22]
文中小注云：“《西土沉沦论》凡二厚册，吾于一九二二年春游柏林见之。此书至今无英法译本，不解何故。在德则极有势力，或由卷帙过巨而出版未久，故未迻译耳。”此次游柏林一路同行的还有李思纯在法同学李璜、曾琦[23]。他们在德期间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宗白华、魏嗣銮、王光祈、沈怡、张梦九等人聚会于法兰克福，不排除其中可能讨论及《没落》。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最初把斯宾格勒介绍到中国是谁？以所发现的史料来看，最早向国人介绍《没落》应是“少年中国学会”的留德学生。遗憾的是，除了极少数学生留下关于斯氏的文字记载外，尚未发掘更多这方面的材料。五四前后中西方学术交流的渠道似乎比我们想象中要通畅得多，张申府那么快知道《没落》英译本的出版时间，就是最好的例证。《没落》德文本和英文本可能通过一些外文书店流传到中国。更何况国内一些大学可购得外文书籍、外文报纸和学术杂志[24]，学界都有可能通过这些渠道了解到斯氏的学说。
二、吴宓与斯宾格勒
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输入中国，吴宓用力甚多。他自己固然多次说国人知有斯氏始于李思纯，此前“鲜知”，之后亦“无闻”，但他本人在1924年译文中亦曾介绍过斯氏。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新著《民治与领袖》（Democracy and Leadership）于1924年出版，吴宓立刻将其“绪论”部分译刊《学衡》。文中说道：
今请更以吾所持论与近今欧洲之二作者比较，以便吾所论卢梭运动与帝国主义关系愈益阐明。二人者（一）为德人（Oswald Spengler），（二）为法人塞里尔Frnest Seilliere是也。斯宾格勒再其最重要之著作《西土沉沦论》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The downfall of the Occident）凡二卷，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出版。一书中，声言西方世界及欧洲文化，自卢梭提倡返乎自然之说以来，即一往直前，迅速前进，终必止于衰败之帝国主义而后已。今日吾人所处之局势，业已为由盛而衰，将来之祸患覆亡，必难倖免。斯宾格勒又于其书上卷之附录中，列表以示预计西历二千年时，西方衰败之状况。按斯氏之书甚关重要，而吾国人曾鲜论及之者，惟本志第二十二期李思纯君《论文化》篇第五页曾略述之，可参阅。窃以斯氏之书，实为一种历史哲学，而其立论殊狂悖。盖人类高上之意志，吾所祖为极重要者，斯氏则一概抹杀，故斯氏与吾立说纵有依稀相似之处，而实则思想极端相反，不容相提并论也。吾于各种历史哲学，皆不甚赞许……自吾观之，《西土沉沦》一书，实为十九世纪自然主义各种谬说之总汇，皆以悲观之命运主义为归宿，命运主义实足致西土之“沉沦”者，而斯氏之书即不脱命运主义之范围也。故吾意斯宾格勒天才虽富，然终不免为浮夸之徒，其书在德国销行极畅，固足见其影响之巨，然其事殊可忧不足喜也。[25]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吴宓在译文中加按语再次强调除李思纯外，国人鲜论斯氏之书。通过白璧德的间接介绍，吴宓认识到了《没落》这部书“甚关重要”，尔后他一直关注斯氏的学术动态。1927年1月刘奇峰从美国寄来的《斯宾格勒之文化论》英文原书，恐怕不是一件偶然事情，应是吴宓托他购买的。后来又安排张荫麟翻译《斯宾格勒之文化论》，同时登载于《国闻周报》、《学衡》[26]，这些都是吴宓精心策划的结果。
《斯宾格勒之文化论》原名：Civilisation or Civilisations:A Essay on the Spenglerian Philosophy of History，美国葛斯德（E.H.Goddard）、吉朋斯（P.A.Gibbons）著，1926年初版于纽约。凡八章：导言、政制、基本理想、思想、、十九世纪、将来、结论。原书首有F.C.S.Schiller所写的一篇序文，中译本没有译出。《国闻周报》上的《斯宾格勒之文化论》正文首附了一段张荫麟的“译者识”，概括了《没落》一书三条要义，又说：“斯宾格勒之说犹未成定论，本书载毕时，当采撷西儒之评说，并略附管见，跋于其后。”[27]但译文于1928年9月2日刊毕后，《国闻周报》并没有刊登相关文章，可能与张荫麟此后忙于出国之事有关。《学衡》上的《斯宾格勒之文化论》则有吴宓所作的“编者识”，对斯氏学说作了较详评论。他认为《没落》体大思精，综括世界历史的全部，以详瞻之事实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