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2)
2014-07-02 01:17
导读：又传播到中国来。[3](P39)方俊峰也认为，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托洛斯基派即国际反对派，对于斯塔林派即国际干部派对中国党的指导，早已提出异议。自此
又传播到中国来。”[3](P39)方俊峰也认为，“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托洛斯基派即国际反对派，对于斯塔林派即国际干部派对中国党的指导，早已提出异议。自此以后，反对派关于中国问题不断与干部派斗争。就于每一政策，两派均有相反的主见。斗争的当然波及于中国。”[4]
这场在学术上没有根由的论战却有着丰厚的现实土壤，或者说是社会变革需要有一场理论层面上的交锋。具体说来，这场大论战的兴起，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人们思考中国往何处去和人们应该怎么办这些问题造成的。主编《读书杂志》的王礼锡说：“关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现在已经逼着任何阶级的学者要求答复。任何阶级的学者为着要确定或辩护他自己的阶级的前途，也非解答这问题不可。”[5]参加过论战的吴亮平[8]回忆道：“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究竟革命的前途如何？那时议论很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宣传党对中国革命的正确主张，党中央决定发起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6](P116-117)何干之在总结这一场论战时指出，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的论战“所关涉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由的中国起，说到帝国主义侵入以前的中国，再说到中国封建制度的历史，又由封建制说到奴隶制度，再说到亚细亚生产方法。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决定未来方向而生出彻底清算过去和现在的要求。”[3]( .P4-5)
本来参加论战的中国学者，完全可以遵循师长的路数去研究社会史、
经济史、文化史，去研究中国古史、近代史。然而，现实政治的需要，他们不得不拿起“唯物史观”作武器（尽管有人用来作矛，有人用来作盾；尽管有人情愿，有人不情愿），去分析中国的现实，进而分析中国历史。固然，
中国古代史研究因此得以发展，不过这种研究有些从根本上就是先验的。可见，论战中学术在总体上是合乎时宜的，从而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二、论战中学者的批判精神 实际上，学术讨论与观点并非完全等同，或者说是一一对应的，因为论战中许多学者都表现出批判精神。
学术上学者完全是因为呼应共产国际而展开讨论，但是并不等于说，论战中体现不出批判精神，相反他们对自己所服膺的思想还是有所选择的。例如，政治上的托派杜畏之，在学术上对拉狄克做了两个方面的评价。他肯定拉狄克“是我们所知道的欧人中之最能正确地描画中国者”，“运用冰雪一样的聪明，使用熟练的唯物史观，根据少许翻译的材料，大胆地，像猜谜一样地，闯进了渺茫的中国之古代，居然取得了颇不坏的结果”。不过他又批评拉狄克的三个弱点，那就是“他不懂中国文字”；“他不是个深思熟虑的学者而是个天资卓越仪表辉煌的新闻记者”；“他站在派别斗争的立场上来中国史。这种情形使他有时不自觉地为某种主张或成见而牺牲历史的真理。”[7]杜畏之的说法是否得当，姑且不论，但是他的批判还是遵守辩证原则的。
再如胡秋原，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上推崇杜布洛夫斯基，但是在农奴制或封建制问题上则批判杜氏。他认为，杜氏的《亚细亚生产、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主义本质问题》，“最有价值的地方，可说是他批判特殊亚细亚生产方法论的部分”，“可以纠正对于马克斯主义许多误解。”然而“作者在后面，论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主义的时候，却有着许多成问题的地方”，“以剥削方式之实物地租与力役地租分别封建制度，是不正确的。······仅在小农与家庭手之结合，与实物地租中理解封建主义之特征，是不完全的。”[8]
参加论战的人可以分成不同派别[9]，而各派别之间同样存在着互相批评的情况。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首先，新思潮派遭到其他派别的批评。例如，郭沫若发表《中国古代研究》之后，王礼锡在《读书杂志》1931年第四、五期合刊上发表《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讥郭沫若引用《孟子》、《天问》、《尧典》中的相关材料来证明中国的原始共产主义，“一些也不加以考证。······尧舜等等故事，若竟是儒家托古改制所造成的，用来作史前的根据，那未免太孟浪了。”王宜昌发表《中国社会史短论》，说：郭沫若“以为中国奴隶社会，在秦便完了。这是误解了。”后来他又在《读书杂志》1932年第二、三期合刊上发表《中国社会史论史》，认为郭沫若用文化革命或文化兴盛来作为划分社会阶段的标准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