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3)
2014-07-02 01:17
导读：只利用记载材料和发掘材料也是不足的，仅仅使用恩格斯和摩尔根的是不够的，何况郭沫若在他们的理论时也是不充分的。 其次，动力派批判新生命派新
只利用记载材料和发掘材料也是不足的，仅仅使用恩格斯和摩尔根的是不够的，何况郭沫若在他们的理论时也是不充分的。
其次，动力派批判新生命派新。例如，李季属于动力派，陶希圣属于新生命派，两人根本观点是接近的。但是李季也不完全同意陶希圣的说法。陶希圣在《中国社会之史的》中认为，官僚的发生是由于有权的贵族将领杀戮同僚，而援引非贵族的战争领域的知识分子为心腹。李季则认为，因为有了货币才产生了官僚，李季的理论根据是莱姆斯《社会发展史》109页上的话和韦伯《社会经济学纲要》第三卷和《经济与社会》655页上的文字，认为他们的理论把陶希圣的“主张打得粉碎”[9]。甚至像王宜昌，说过偏颇话的，但是他批评新生命派，说它是玄学的，也是资本主义的，认为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所说的归纳法、统计法、抽象分析法，是从波格达诺夫《经济概论》和《社会主义
社会学》上抄来的，即所谓的经济一元论（经济批判论）的玄学方法论[2]。他的这些批评还是比较中肯的。
再次，动力派内部一样有着批判。例如刘镜园，政治上也为托派人物，可是他批评任曙《中国经济研究》说：“任君在中国经济研究中，虽然自己认为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唯物的辩证法，但实际他是很一偏的，只看见现象之一部分而未窥其全。”批评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有两个缺点：“不注意指出中国现有的封建剥削形式”；“不甚注重帝国主义妨碍中国生产力之发展。”[10]王宜昌批评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由《动力》上的论文构成主要，缺乏历史的追究，《商业资本》是其最重要的理论工具，严灵峰的贡献在于反驳了“新思潮派”的封建或半封建论和不主张“新生命派”的过渡社会理论，而主张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优势，但却未能证明资本主义社会。而任曙的《中国经济研究》，在王宜昌看来，具有严灵峰的局限，但在新材料使用上是有研究精神的，不过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当时的社会阶级，因此不得不弄出错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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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新思潮派内部也有批评。例如朱新繁，一般认为他是“新思潮派”[10]，然而他在给王礼锡的信中所表露出的思想丝毫没有党派气息，信中说：“故弟极愿在第二辑上发表新作，除陈独秀彭述之严灵峰外，复有李立三沈泽民及俄人米夫。此外，弟尚拟作‘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主要对象，为批评郭沫若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因郭氏此作，见解荒谬已极，矛盾百出，而此书销路颇佳，诚有痛斥之必要也。”[11]]可见，他没有因为郭沫若与自己有共同的政治倾向就采取非批判的态度，而恰恰是相反。
当然，学者中也有进行折中调和的，例如朱伯康在《读书杂志》1931年第四、五期合刊上发表《中国经济的剖析》，指出，“实质上，中国经济是封建主义经济欤抑资本主义经济欤的问题未免太机械了，这样‘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简单逻辑实在不能应用于中国经济的剖析上，······在我未想到更切当的名词以前，暂名这种经济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若再明白些说，也可以勉强的说是半殖民地下之半封建的经济。”
当论战由政治论争发展到学术争鸣时，论战参加者无论是不同派别之间，还是同一派别内部，大都表现出学者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也就是一种求真精神。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政治藩篱，而希望能够认清中国的国情，知识分子的良知体现出来。可见，学术无法离开政治现实，但是对现实的束缚有着执着的挣脱，对当时论战中的学者是不能简单的使用政治派别的标准加以衡量的。
三、马克思形态被广泛接受 就在人们讨论社会史的过程中，在人类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经历哪些阶段上，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这里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关于中国的奴隶制问题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关于中国是否存在奴隶制度。在俄国普列汉诺夫依照地理环境决定论，否定中国存在过奴隶制。在其下，沙发洛夫在1928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中，在叙述了原始社会后，就直接进入周朝原始封建制的论述。
中国共产党多少派的学者，认为他们是否定了性，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不利，于是提出了相反的意见。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认为西周就是奴隶社会。吕振羽于1934年发表《中国之史的发展阶段》，后又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提出殷周奴隶社会说。
然而，更多的学者是主张中国不存在奴隶制度的[11]。何干之在谈到普列汉诺夫的影响时指出，“中国奴隶社会的否定论者，间接或直接，多多少少都受了他的暗示。”至于沙发夫的影响，“当时大家都公认《中国社会史》是代表正统的史书，所以这本书对于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当然留下了极大的痕迹。”[12](p79-84)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马克思在《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提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讲的几个。”但是并未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做出明确的定义。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之根本问题》中认为，马克思看过摩尔根《古代社会》以后，就改变他那亚细亚生产与古代生产方法互相衔接的意见。他对马克思有所修正，认为东方社会和古代社会应当是并列的，这里暗示着东方社会的特殊性，因而否定了中国经历奴隶社会的必然性。瓦尔加和马扎亚尔就以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为依据，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的理论。
马扎亚尔等人的观点受到了反对派的批判。杜布洛夫斯基著《亚细亚生产方法、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主义本质问题》一书，认为水利制度、土地国有是
世界史上任何时代都可能发生的，它们是上层建筑现象不是经济基础，封建特征就是那种建立在的小农业与家庭联合上的生产方法以及被马克思在实物地租学说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生产关系。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1931年2月在列宁格勒，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者协会，及东洋研究会召集讨论会，清算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亚细亚反对派指出马扎亚尔抹杀中国社会的封建性，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的假设，在摩尔根《古代社会》出版后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可以理解为国家封建主义。哥德斯做了性的报告《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之总决算》，马扎亚尔学派部分承认错误，但未改变根本意见。而且哥德斯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纳入封建社会，也否定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必然性。
苏联各派的见解又导致中国学者的争论。
郭沫若在《<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社会发展阶段之再认识》等文章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把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亚细亚”看成是原始共产主义[12]。李季则继承普列汉诺夫的观点，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氏族社会的后继者是与希腊罗马奴隶制并行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写那一段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前15年，而郭沫若却在后50年，因此郭沫若“愚不可及”，“天字第一号的荒唐”！[13] 虽然李季曾经讥讽过马扎尔对亚细亚生产方法是“妄加曲解”，可是他的观点，和马扎尔是根本一致的，何干之就曾经以为，其结论可说是马扎尔的东洋社会观的再版。
胡秋原、王礼锡和王宜昌则批判了以马扎亚尔为代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
胡秋原曾为吴清友翻译的杜布洛夫斯基《亚细亚生产方法、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主义本质问题》作序，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主义》为名，发表在《读书杂志》1932年第二卷第七、八期合刊上，认为“杜氏此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可说是他批判特殊亚细亚方法论的部分。”还说：“杜氏此书的译出，可说是马克斯主义歪曲之预防与克服。”他受杜波罗夫斯基的影响，否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认为它不过是与公社结合的小农业与家庭工业之统一，即专制主义与前资本主义残余的结合。认为普列汉诺夫的修正则陷入地理史观的陷阱，而马扎亚尔对普氏修正的肯定是无意义的。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王礼锡批判马扎亚尔的看法，认为它是矛盾和可笑的。马扎亚尔既看到中国社会亚细亚形态遍布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