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题目：什么“农民”？什么“题目”？(4)
2017-09-20 02:35
导读：指令经济”，其中存在着“典型官僚政治中”“由上层指导的专门化”分工。据此，则 以“指令经济”的公社取代自由的农民农场就是一种“反现代化”
指令经济”，其中存在着“典型官僚政治中”“由上层指导的专门化”分工。据此，则
以“指令经济”的公社取代自由的农民农场就是一种“反现代化”过程，而不是什么现
代化“太急太快”或者“代价”太大的题目了。
在国际农民学中曾出现延续几十年的农民定义讨论。传统农民(pe-asants)与现代农
业者(farmers)的区别是讨论的中心。e.r.沃尔夫的意见具有代表性：“农民的主要追求
在于维持生计，并在一个社会关系的狭隘等级系列中维持其社会身份。因此农民不像那
些专门为满足市场而生产、并在广泛的社会网络中置身于竞争之中的耕作者。”农民必
须“固守传统的安排”，“相反，农业者(farmers)则充分地进进市场，使自己的土地与
劳动从属于开放的竞争，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使报酬极大化，并倾向于在更小风险的基
础上进行可获更大利润的生产。”
在总结农民定义讨论的基础上，新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定义传统农民(pea
santry)的：它指出“诸如自给自足或小规模生产等特征”都不是这一定义的根本，传统
农民的本质特征在于它“要受外部权势的支配”，这种“使其整合于更大社会的方式”
才是传统农民与“其他农业生产者”的根本区别：“在农民社会，生产品及劳务不是由
生产者直接交换，而是被提供给一些中心来重新分配。剩余的东西要转移到统治者和其
他非农业者手里。这种分配权力往往集中于一个城市中心，尽管并非永远如此。”
显然，这里有两种完全相反的“传统——现代化”划分：按一种看法，用斯大林式
的集体农庄消灭“小生产”就是完成了“农民的改造”（快慢与代价另当别论）；而按
另一种看法，这种强化“外部权势的支配”和设立“城市权力中心”来分配农村产品与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劳务的做法所“改造”掉了的正是现代农业者，而它所强化的不正是传统“农民社会”
吗？相反，改革后家庭农场经济的兴起按第一种看法就是“乡土中国的重建”，而按第
二种看法，这种不再受“外部权势的支配”的经济不正意味着“传统农民的终结”吗？
马克思早就讲过：“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
个较大的整体”，而现代化则意味着“个人向完成的个人之发展”。如今人们已经公认
，现代化无论姓社姓资，都意味着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完善的***政治，而这两者的共同
基础就是个人不再“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而取得独立人格、自由个性与公民权利，
从而成为“完成的个人”。无论中、西，传统农业社会都以个人依附于身份性共同体为
特征，而现代公民社会则要消灭这种依附性并代之以“人的独立性”。区别在于西方中
世纪是小共同体本位的社会，人的个性受到采邑、村社、教区、行会等“整体”的压抑
，因此在公民权利弱小时曾经历过一个“公民与王权的同盟”，借助大共同体的气力打
破小共同体的束缚之过程，在公民权利成长起来后才摆脱王权而建立公***家。而中国
具有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人的个性直接受到独裁国家与皇权的压抑。历史上那么多的
“农民战争”都是人们受不了独裁朝廷的压迫而“官逼民反”的，这与西方农民与领主
冲突时往往向国王请愿以求公道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假如说西方近代化之初曾出现过“
公民与王权的同盟”这一阶段，那么中国可能会有一个“公民与小共同体的同盟”首先
冲破大共同体束缚的阶段。清末立宪派的“家族自治”、我国改革时期很多乡镇企业的
“庄主经济”色彩也许就具有这种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由于特殊的“文化”，中国人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就离不开家长制。正如西方的公民终极要与王权决裂一样，中国人在改革与现代化进程
中终极也要摆脱家长制，消除“庄主”现象。只是中国人必须用公民权（而不是用复回
的王权）来取消家长权，正如西欧人用公民权（而不是用复回的领主权）来取消王权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