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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题目：什么“农民”？什么“题目”？

2017-09-20 02:35 农民题目：什么“农民”？什么“题目”？
【 作 者 】秦晖
【 正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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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中国的两次剧变——1949年的革命和70至80年代之交开始的改革，都是从农
村发起的。乡土中国发生的事屡屡让众多中外饱学之士始料不及：1949年前，包括“苏
联同道”在内的很多人都怀疑中共的“农民革命”能否成功；集体化时，很多人又断言
***农民有米尔（公社）传统，集体化尚且碰到强烈反抗，中国农民几千年“小私有”
，岂能轻易认可“一大二公”？然而，1949年“农民解放了无产阶级”的一幕震动了世
界，数年后的集体化虽非农民所愿，但“一小二私”的中国农民究竟比公社传统悠长的
***农民更顺从地接受了“回大堆”的命运。而当终于习惯了集体农庄的***农民成为
反对私有化改革的“守旧土壤”时，中国农民却以“18个血手印”的决心冒死冲垮了人
民公社，并以家庭农业、“乡镇企业”及“民工潮”连续创造了惊世之变，每次都是农
民自发冲动在先，而后才被认可。假如说家庭农业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视为“传统”小
农的延续，那“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占有“半壁山河”的乡镇企业，
就更是任何“精英”都未能预料于前，亦难解释于后的现象。而当一些事后诸葛亮宣称
从中发现了“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后都市文明”、“新集体主义”时，农民们又以拥
抱都市的民工潮与急速私有化的“乡企转制”嘲弄了这些“发现”……
显然，中国变革之谜不能从中西诸家“圣贤书”（从我们古代的儒家经典直到当代
前沿的西方“后学”）中求解，只能从对中国社会深层的再熟悉往把握。这个“社会深
层”在古代无疑是指传统乡村，而在现代也仍然以中国80%人口所居、另外20%人口祖籍
所系的乡村社会为核心。于是便有了“中国题目的实质是农民题目”这一悠久的提法。
于是很久以来，人们对“农民题目”不可谓不重视。面对“农民”这样一个庞大而
又神秘的“客体”，人们不是自以为比它高明，而以“改造农民”为己任，就是自以为
比它渺小，而以“向农民学习”为志。大至救星毛泽东，他昨天以为“严重的题目是教
育农民”，今天又号召城里人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至我们这些前“知青”，
在今天的回忆文字中总不离两个音调：或是抱怨怨旧型，把农村说得很不堪；或是抒怀
怀旧型，仿佛人间真情全在乡村，而市井只有人欲横流。城里人还有一种思维习惯：假
如他们在不那么偏僻与闭塞的乡村中发现了某种被以为不同于“城里”的东西，就会想
当然地以为这是发掘出来的“传统”，并认定在更偏僻更封闭的“原生形态”乡村中这
种“传统”会更浓厚。《被告山杠爷》这部颇为思想界重视的电影就反映了这种城里人
的农村观：它把“杠爷”设计在深“山”之中，似乎越是深山更深处，越能产生那种不
知“国法”惟知宗***理秩序的道德权威与长老自治。实在无论传统时代还是今天，农
村中的宗***理自治都是集中存在于平原的、东南沿海的、较发达的、商品经济较活跃
的、开放并受“西化”影响较大的乃至城郊型的地区，而不是深山里、内地、贫困封闭
并属于古代中国文明发祥地的、自然经济的乃至阔别城镇的地区。以宗族公产而论，旧
中国农村宗族公产最多的是粤闽浙等沿海地带，长江流域次之，黄河流域最少。广东各
县旧时族田多占田地总量的30-40%，其中广州府各县更达50-80%，浙江各县常在1/3左右
，而两湖的长沙、汉阳等府辖县只有15%，边远各县更少，陕西关中各县均不到1%，河北
定县更只有万分之几，殆近于无。我国很多贫困不发达农村的社会特征并不是什么“杠
爷”自治，很多最“传统”的古文明地带恰正是少宗族乃至近乎无宗族地区。而独裁朝
廷及其下延组织控制着一盘散沙般缺少自发社会的“编户齐民”才是“传统社会”的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