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秩序与县乡村体制——兼论农民的合作能力(2)
2014-12-05 01:38
导读：不过，曹锦清先生所提农民“善分不善合”的问题，却正合并手且会越来越合乎当前中国农村的实际。经过20世纪近100年革命运动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
不过，曹锦清先生所提农民“善分不善合”的问题，却正合并手且会越来越合乎当前中国农村的实际。经过20世纪近100年革命运动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和传统组织的基础全被破坏，费孝通先生描绘传统社会的“礼治秩序”在当前绝大多数中国农村了无踪影。最近20年市场经济对农村的渗透，更是彻底破坏了传统村庄秩序赖以存在的根基。市场经济一方面打破了村庄的封闭状况，农民的生活世界不再局限于村庄范围，农民还可以流出村庄，特别是农村精英流出村庄；一方面又加速了村庄的变迁，提出了各种新的村庄秩序的要求。市场经济还确立了金钱的霸权力量，打碎了传统道德得以存在的前提，依托市场经济进入农村的也使地方传统的合法性成为问题[5]。其结果，中国农村越来越成“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的社会，农民越来越成为原子化的农民[6]。也就是说，农民合作的可能性越来越少，合作的成本越来越高，在这种条件下试图建立内生型的村庄秩序，实在大成问题。
非常糟糕的是我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到农村调查的见闻处处印证了以上推论。2002年和2003年，我曾到安徽、江苏和湖北的农村调查，“一事一议”能够不依靠乡镇行政强制而进行下去的村，实在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税费改革后的村都不再进行这个费力不讨好的“一事一议”，原因一是村民开会讨论时因为利益分歧达不成一致，因此形不成决议，二是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一事一议”方案后，部分村民拒绝交纳所需资金，由此引起连锁反应。而所谓“谁受益谁投资”的政策，在当前农村更是降低了农民的合作可能性。“谁受益谁投资”的核心是让农民依托市场或协作来解决生产生活中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问题，问题是，公共物品具有外部性，农民无法通过市场来获得这种公共物品，而协作的前提是农民有合作的能力。对于种水稻的农村地区来说，耕牛是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一条耕牛约可以犁30-50亩耕地。以户均10亩耕地，一条耕牛约可以供3-5户使用，3-5户农户合养一条耕牛是最合算的事情了，但当前农村户均一条耕牛的情况是十分普遍的。我调查的一个村民小组，有50多户，约400亩耕地，人民公社时期仅有8条耕牛，现在则有近50条耕牛。不是现在养牛很容易，而是现在合养耕牛容易吵架扯皮。同样在种水稻的农村地区，农田水利是最为重要的公共物品，但农民很难为灌溉形成合作。在当前分户经营的土地制度下面，农户的田块十分分散，农田灌溉必须以合作为前提，若有人想搭便车，而没有内生外生的力量来阻止这种搭便车的行为，农田灌溉就不能进行。我2003年8月调查的一个村民小组，只需要亩平收10元钱到泵站抽水，就可以将全部农田灌溉一遍，稻谷也就可以成熟了。但有农民的农田在水渠边上，他们想搭便车，拒不出亩平10元的抽水费。结果钱收不上来，水抽不成，稻谷等着旱死。农民自己算帐说，因为这次没有抽成水，农田受旱，全部农田至少减产20%以上，有的农田基本绝收。按农民自己的说法，2003年算是风调雨顺的一年，却守在泵站边上眼看着到手的稻谷被旱死。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也有在农村税费改革后仍然较好地解决了公共物品供给筹资的地区。江西和福建那些宗族组织仍然在发挥作用的村庄，农民的合作能力仍然存在，虽然在公共物品建设中，人人都有搭便车的私心，却缺少搭便车的胆量。对全村人都有好处且经过大多数村民通过的公共物品筹资，很少有人敢拒绝出钱，因为很少有人敢在一个存在宗族组织讲求声誉面子的社会冒被众人指责的风险，即使有人要这样做，这样的人也被村庄看作另类，受到打压，而不会引起其他村民的效仿。还有一些解决了公共物品供给筹资的村庄，是依靠村中强人甚至地痞。这些强人乃至地痞在有人想搭便车而不愿出钱的时候，他们站出来用暴力相威胁，将村中的公共事务看作不愿出钱的农户不给自己面子，有意与自己过不去的私人事务。不愿出钱的农民迫于强人或地痞的势力，而勉强将钱出掉，一事一议或谁受益谁投资的事情，也就在这些村办成了。强人或地痞当然会不满足于仅仅为村民办公益事业，他们还会借自己可以压服村民的机会来谋取私人好处，这就是制造村庄内恶性案件的理由，这种事情在安徽北部、河南省和河北省尤其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