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会计角色演变(4)
2017-09-08 05:55
导读:新会计规则的推行,使得人们长期受到抑制的核算情结得以充分渲泻。从逻辑上讲,作为一种标准化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市场经济规则,在其推行过程中必然
新会计规则的推行,使得人们长期受到抑制的核算情结得以充分渲泻。从逻辑上讲,作为一种标准化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市场经济规则,在其推行过程中必然存在两种可能的后果:一种可能是正式规则与传统观念和习惯行为的冲突;另一种可能是正式规则能够得到普遍认同,市场主体能够自觉遵守新的正式规则。然而在核算情结的驱动下,人们往往总是把“核算出效率”奉为会计的金科玉律,总要试图向公众展示会计的“真正作用”。
始于“会计年”(1993年)的会计风暴“铺天盖地翻滚而来”,“以排山倒海之势全方位地融入会计国际化的洪流”。人们发出呼吁:只有在人民群众广泛的“呼应”和“唱合”的支持下,“中华民族的会计伟业才能早日登上国际经济的大舞台”。人们在憧憬着“新世纪的曙光已经照临人类的窗口,会计将怎样走向朝霞磅礴的黎明”?然而,在宏大叙事的背后却显露出某种“致命的自负”。当会计风暴过去之后,中国会计面临着超过以往的挑战和危机,“不做假账”的呼声宣告了曾经一度复活的桑巴特式的会计神话的破灭。
被誉为一大发明的复式薄记,在21世纪早已失去了昔日的神秘色彩,但是对会计的角色崇拜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尤其是制度变迁过程中,一旦人们对会计的角色期待和认定超越了它在市场制度中的作用边界,势必将其作为一支可以点石成金的权杖。这种夸大会计作用的后果,不仅招致神话破灭后的自我遣责和公众批评,更严重的是使会计的生存和发展陷入困境之中。
(二)核算观的历史局限性与内隐的角色冲突。在传统会计文本中,核算观和监督观是两大理论支柱,并且强调监督是核算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以此作为会计角色的认定依据。我们在本文已经讨论过两种类型的经济核算观念,即理想化的国家会计观念和“变通的”企业经济核算观念。人们之所以提出各种经济核算主张,是因为计划体制从根本上否定了作为市场微观基础的企业利润制度,取消了企业的利润目标,不得不建立某种经济核算制度来解决与生产和分配有关的计算问题,会计也才因此被改造为一种替代性的企业经济核算工具,并且被定义为加强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一种管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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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随着计划体制的消解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实施成本最小原理或者最大效率原理成为企业理性活动的唯一目标。因此,传统意义上的企业经济核算制度必然被现代企业制度所取代,经济核算观念也必然被经济理性所取代。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计划经济产物的企业经济核算构架在制度变迁中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与此相适应,会计也应该把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加强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管理职责“归还”给企业。或者说,会计必须在制度变迁中转变自己的角色,从传统的核算和管理的角色转向信息生产和报告的角色。
我国新会计规则的推行,为企业理性活动的手段和目标的公度化提供了一套标准化的信息计量、记录和报告的会计程序,它只是为企业实现其理性目标提供一个必要条件,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是间接的、相对的。即便是企业贯彻实施了新会计规则,也并非就意味着企业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利润激励机制。因为会计计量和信息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市场化进程,取决于企业有无利润公度化的内在要求。
我国国企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扩大自主权阶段(1979—1984)、实行两权分离阶段(1985—199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1994年至今),直接目的是使绝大多数国企成为“真正的企业”(周叔莲,1998)。随着国企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加强,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扩张,在微观经济层面,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之间,个别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剧烈。然而引人注目的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末,包括国有工业企业在内的整个工业部门的统计利润率呈不断下降趋势,特别是国有工业部门的财务表现在九十年代以来更加恶化。据统计,从1978年到1997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从508 8亿元降至427 8亿元;亏损总额由42 1亿元上升到831亿元;固定资产净值由2225 7亿元增加到25883亿元(国家统计局,1999)。按固定资产净值计算的利润率由22 9%降至1 6%,表明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在总体层面上的盈利能力下降,配置效率恶化。对此,有的学者认为是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和竞争”侵蚀利润的结果;也有学者提出“亏损侵蚀利润”的假说来解释利润率变化的原因(张军,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