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会计角色演变(5)
2017-09-08 05:55
导读：引起我们反思的问题是,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与国有工业企业效率下降趋势之间存在的强烈反差。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率变化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
引起我们反思的问题是,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与国有工业企业效率下降趋势之间存在的强烈反差。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率变化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然而在此期间会计却难以通过“核算”和“监督”职能去“劝说”或者“制止”企业尤其是亏损企业在资本形成和超额生产能力累积上的无效率行为。我国企业市场化的实践表明,在会计制度改革与国企改革的“接轨”过程中,决定企业效率的是企业自身的理性要求,以及为实现企业理性目标必须具备的诸多条件(新会计规则只是其中之一)。必须从理论上充分认识“核算观”的历史局限性,走出“核算出效益”的悖论怪圈。
想要通过加强会计核算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角色预期引发的角色冲突,主要表现为企业的实际绩效与政府及会计主管部门对企业的预期绩效之间的差距,属于一种内隐式的角色冲突。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和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完善,政府和主管部门应该要调整对会计作用边界的认知,而企业则要应用更多的理性手段实现其收益最大化目标。
(三)传统监督观与外显会计角色冲突。从1993年以来,在不断完善、补充和修订的基础上,新的会计规则陆续出台,表明政府正在不断加大对会计信息的监管力度。会计规则有如一把双刃利剑,一方面降低了个别企业与国际会计惯例协调的信息成本,为企业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又起到协调和规范市场秩序的作用,其锋芒指向企业的违规行为,防范由于信息失真导致的市场失灵。应该指出,作为一项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在新会计规则的推行过程中,如果企业的市场化程度越低,现代企业制度的成份越少,那么,有悖于市场制度的不规范行为就越多,依据会计规则纠错的违规行为也就会越多。尤其是在制度变迁的早期阶段,会计规则的惩诫作用可能会大于它的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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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事实表明,以做假帐为代表的会计信息失真,已经超出了诸如“代理成本”抑或“不买票”行为的会计管制底限,只能诉诸于法律。那么,到底向谁去追究法律责任呢?是会计人员还是企业?这里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对于我国传统监督观的认知。因为传统监督观不仅仅是我国会计立法的理论依据之一,而且据此认定的会计的监督角色对会计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大的社会影响。
根据传统会计文本,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监督观形成和会计监督责任认定的理论依据:第一,由于会计活动“所消耗的劳动时间和劳动资料,都是非生产耗费,并不形成产品的价值”,所以会计职能的性质,“属于管理职能,而不是生产职能”。按照“管理就是监督”的定义,会计自然被赋以监督职能。第二,“任何单位的经济活动,都是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要求来进行的。为了使经济活动符合规定的要求,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进行监督。会计监督是对各单位经济活动进行经济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三,“由于各单位的经济活动可以通过会计加以综合反映,所以会计在反映经济活动的同时,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对财经政策和制度的贯彻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主要是审核各项经济业务是否合理合法”。所谓是否合法,指“是否违反财经纪律”。所谓是否合理,指“是否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会计监督“不仅是为了本单位的利益,而且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当二者发生矛盾时,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赵玉珉,黄代民,1991)。
我们之所以成段引录上述话语,是因为这些文字比较完整地刻划了会计在单位化企业的经济活动中,充当财经纪律和经济理性的最终裁判者的角色形象。显然,由传统监督观认定的会计监督角色,使会计获得双重身份:一方面就会计而言,它既要以企业下属机构和人员的身份,为企业提供核算服务;又要以国有财产代理人的身份,监督企业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就企业而言,存在着以
企业管理当局为首的最高权力中心和以企业会计人员为主的最终裁判权力中心之间的相互牵制和监督。由此可见,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虽然还不能表明“会计驾驭世界”。但是“会计驾驭企业”的实际安排己经把这种普世幻想发挥到极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