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水画的意义和功能(3)
2013-05-29 01:14
导读：在明代吴派或苏州绘画中，画某人的别业颇为流行，沈周、文徵明及其追随者就画了许多这样的画。比如，沈周作于1470年的一张山水，或者就是依据王蒙
在明代吴派或苏州绘画中，画某人的别业颇为流行，沈周、文徵明及其追随者就画了许多这样的画。比如，沈周作于1470年的一张山水，或者就是依据王蒙1366年的《青卞隐居图》，只不过他将背景中深处的房舍移到了画面左部中间。如果不是题识，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不是一处具体的景物。沈周是以元代大师黄公望的风格画出的，这一事实赋予了另外一层意义。文徵明画了许多这种类型的画，他1543年给友人画的《楼居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这位友人打算隐退之后闲居楼上，不管尘世的烦恼。文徵明以他的绘画构图表达了这一思想。他把楼舍画在水、树、院墙的后面，高高在上。沈周和文徵明都是上层社会的绅士，画这样一些画用来强化他们自己及友人的社会地位，以理想化的艺术形式表现他们的生活状况。
我们前面认为不是具体景物的那些画，经研究证明是“财富山水画”，描绘的是某个人自己的宅地。比如，文徵明的同代人陆治画的一件有名的手卷最近被认为是这位艺术家友人的私宅，名为“玉田”。主人以行医为生。⑩ 画上原有的跋文可能已被移到一件临摹本上了，当作真迹卖出。而原作上则有画家伪跋，流传下来，加之没有文献帮助识别，仅题为《山水》。画上的房舍人物太不显眼了，人们不会立刻将其看作是这张画的真正主题。画中描绘的岩洞和瀑布可能和这个地方的某个实际的地点相吻合，但也可能只是一些吉祥的图像，意指吉利的自然资产将会保证主人的
健康和财富。
在苏州画界，描绘虎山或名刹、小桥等这一地区的名胜景点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苏州有许多艺术家就画这些题材。这些也都是文化的主题，强调的是人类文化而不仅是山水自身，因为人类文化高于自然山水。(11)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我们将简要地讨论山水画的一个大类，这就是画实际地点的地形图，尽管这可能是一本书的主题。这一类画，有许多尚存，有些画时代还相当早。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件是据传巨然的作品，画长江的全景式构图，但实际上是宋代晚期的无款画；另一件是李嵩画的杭州西湖图，也是在南宋时期。巨然的手卷整体地看也许可以说是一件艺术作品，但它具有地形图的特点，每一个地方都可贴上地名标签，每一处景物都可简化到惯常的符号。图像清晰可辨，但各自绝无趣味。相比之下，李嵩的画中用烟雾处理，物象朦胧。整个画面很少像地图，作为一幅画，它更加感人。在另一幅画西湖岸边之景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一处景物也许被画成地形图了。这幅画作者佚名，可能作于十四世纪。画具体地形的画可能是含有真正
美学特质的绘画作品，也可能是用于某种功能的图示，就像地图一样。住这里我们又一次极好
地理解了绘画作品不同功能之间的差异，而非艺术家人格与人性表现的之间的差异。李嵩的手卷似乎是用于审美关照的，表现了从附近的山峰通过迷濛的烟雾观看西湖美景的真实体验。另一张画是用来传达大量信息的，有许多楼房和西湖岸边的各种活动，像是
旅行手册中的插图。
后来，画具体地点的绘画经常采用的是册页形式的多幅画面——如明朝初年王履的《华山图》册页或清代初年黄山画派画家们的黄山景物册页。这些画表现的都是旅行的经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观赏一个又一个名胜。上面通常题写大量文字，或是散文或是诗词，内容都是描述或吟咏这些景点的。
我们在王绂的手卷《北京八景图》中看到将地形图和政治两种功能结合起来这种情况。永乐皇帝朱棣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樟四子，他于1421年从其侄手中夺到皇位。他的权力基础在北京，并于 1421从南京(朱元璋1368年在此建部)迁都北京。七年前，即1414年，朱棣在一次去北方时带走了一批文人官僚和诗人，这些和他亲近的人中就有王绂。他们的计划是通过诗和绘画赋予北京城一种文化氛围，使其更适合成为帝国的都城。如果永乐帝需要的就是地图之类的信息性绘画，他当然不会叫仅是一般再现技巧的文人画家王绂去画这样的画。现在看，永乐帝一定对王绂有所期待，王绂实际上也做出了回报。他仿效宋朝《潇湘八景图》的模式，从早先定名的某种系列中选择或采用该地区的一套“八景”，并给它们写出诗题。这些都为缺乏文化氛围的地区增加文化意义。(12) 王绂的风格来自享有盛名的元代文人画大家，他的作品赋予这些地方高雅文化的价值，同时避免了忠实于自然的逼真再现。比如，王绂画的居庸关的大门，现今尚能见到，似乎有意不告诉我们它或周围的山水看上去真正像什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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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一些这样的特殊情况，山水画似乎并不很适合于表达政治观念。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山水画经常被用于这个目的。雨前的云山图是文人官僚艺术家最喜爱画的一种主题，可能被赠送给另一位文人官僚以表示这样一个观念：您统治下的人民正在等候着您的到来，就像农民等候雨水救活庄稼。在一个像中国那样的农业社会中，这是包含强大力量的隐喻，因为人民的生存或者生命本身都依赖于频繁的雨水。画上的题文中便用了“时雨”这样的字眼。弗利尔
美术馆所藏据传为米芾的《云山图》中便有这样的题字：“天降时雨，山川出云”。高克恭 (1248-1310年)是元朝的文人官僚和山水画家，他擅长画这一类画，有些题文中就用了“湿雨”这样的词。这些画可能是为同僚作的，但要在相同的政治意义上才能理解。在中国山水画中有一大类是雨山和云山，其中又有比我们
想象更多的作品可能跟文人官僚阶层都有关系，或者是通过作画的艺术家，或者是通过符合其意图的观者。我们不能假定全部这类作品都有政治意义，但其中大量作品是有的，这似乎是可能的。(14)
谢柏轲教授在进行龚贤研究的过程中，最早认识到中国山水画可能被赋予政治含义。(15) 我本人在几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讨论清初画家法若真，他将自己的画看作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表达。(16) 他在满人治下当了几年官，为同僚画了大量或雨中或雨后的山水画。在外族统治者手下做事，会有人怀疑其有异心。法若真在作品中维护他和其他人所做出的在满族人手下供职的选择。他认为，一个人致力于减轻老百姓役劳之苦是正当的，这样可以愈合征服者造成的创痕，如同干旱之后雨水充足，大地恢复了生气。这似乎是作品有意表现的意图，就像我们从有些画的题目中可以明确看到这种意图。在无意识的层面上，这些作品通过不安和躁动的感觉表现法若真生活中尚未缓解的紧张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