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首页哲学论文经济论文法学论文教育论文文学论文历史论文理学论文工学论文医学论文管理论文艺术论文 |
先秦法家认为，人性都是趋利避害、畏诛罚而贪庆赏，所以帝王正好可以利用人的这一本性进行统治。这是法家法治思想的人性论基础。而亚里士多德虽然也认为人性中存在动物性一面，因而需要实行法治。但法治的宗旨在于改善和提升人性，因而同时强调道德。而这是先秦法家所极力反对的。法家强调的是“重刑”，就是罪小而罚大，罪轻而刑重。法家虽然提出“法不阿贵”与“刑无等级”，但就其本意来说，并不在于强调民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在于强调君主推行法令时，不管大夫还是庶民，一律罪死不赦。这是因为法家的立足点是君主，目的是以刑治民。它有别于古希腊法治思想强调人人平等，立足点在民，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值得注意，在柏拉图的法律思想中，还包含这样一个要点：法律必须在各方面也适用于女性，女性也应当接受与男性一样的训练，让男人和女人联合起来以他们的全部精力去服务城邦。显然，这种思想在先秦法家著作中是找不到的。同样，先秦法家所谓的“法治”也不具备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良法”品质，即“良法”旨在促进城邦的正义制度和公民的道德修养，旨在促进城邦公民共同的优良生活以及由此而获致的幸福。另外，基于的考虑，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一套建立政权机构的基本方法，即由所谓议事、和司法三部分组成。这些机构旨在加强对权力的限制与监督。这种法治中的民主精神是先秦法家法治思想中最为缺乏的。
在变法问题上，先秦法家主张变法，并以其发展变化的观为基础。法家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明确地说明了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特点。在这基础上，法家提出了“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的变法思想。它强调“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应该说，这种变法思想确能切中时弊，适应时代的发展。反之，苏格拉底一味强调守法，而不对法律做具体分析。他把“守法就是正义”视为一种普遍原则而加以宣扬和实践，他本人的舍生赴义给人一种维护传统的保守形象。同样，亚里士多德对变法问题也表现出比较谨慎和保守的态度。他认为，变法实在是一件应当慎重考虑的大事。法律所以能见成效，全靠民众服从，而遵守法律的习性须经长期培养，如果轻易地对法制作这样或那样的废改，民众守法的习性必然消减，而法律的威信也就跟着削弱了。这样，变法所得的利益也许不足以抵偿所受的损失。所以，亚里士多德一般不主张变法。只有柏拉图认识到，法律具有滞后性，因此，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一名真正的立法者必须超越法律的局限，做出新的解释，并随时更新法律。;
三、先秦与古希腊关于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与联系;
先秦法家人治观的基本特征包括：[1]主权在君；[2]君权至上；[3]法术势为辅；[4]与专制相依存；[5]以君主权利为依归。古希腊法治观的基本特征包括：[1]主权在民；[2]法律至上；[3]限制权力；[4]以民主为基础；[5] 以公民权利为依归。
另一方面应该看到，人治中有法的因素，但不等于法治；法治中有人的因素，但不等于人治。人治与法治的对象都是人和。无论对人和社会进行何种性质的统治或,都必须使个人、集团或民众的有限意志形式,转化为一种普遍的意志形式。而法律就是人所创造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意志形式,因而，法律就构成了管理社会的基本方式。所以无论人治还是法治都不能忽视法律。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及统一六国后的秦朝，就是典型的人治。但秦国、秦朝实行“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政策,把“以法治国”确定为一种基本的治国方略。所以，那种认为只有法治才重视法律,而人治状态下则忽视法律的观念是错误的。但是，作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治国方略,人治和法治的分野是基本的、深刻的。在人治状态下,“公法”系统,特别是系统畸形发达；而在法治状态,“私法”系统,即民事性法律系统十分发达。所以，考量“人治”与“法治”，不能简单地以是否重法为标准，而要考察“法律”本身是否“良法”。一般地，良法具有如下品质：它以民主为基础，明确规定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来源。法律的制订是为了确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每个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由人民制订的法律具有最高权威性，它把国家权力分解为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制约的各种具体职权，以保证没有哪一种权力能够置于法律之上而不受法律约束。这些良法品质在以韩非为代表的先秦“法治”观中是不具备的，因为先秦法家的法律主要是作为帝王统治的工具，其本质是一种人治；而在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法治观中，却有关于“良法”内涵的明确规定。它的主权在民，并以保障公民权利为目的。这种良法品质为西方后世重视和实行法治奠定了重要基础。[13]
关于先秦与古希腊的法律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亲属容隐观念。《礼记·檀弓》说“事亲有隐无犯”。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子路》）孟子主张舜将犯了杀人罪的父亲“窃负而逃”（《孟子·尽心上》）。这都反映了中国先秦时期人们对于亲属容隐问题的一般认识，也赋予亲属容隐以上的正当性。这实际上也是儒家德政或仁政思想的一种必然反映。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提出“奖励告奸”，鼓励夫妻、朋友、邻里之间互告犯罪。这正好说明在变法前，人们认为亲属容隐在伦理上是正当的。另据现存文献，最早将容隐原则施诸法律的正是秦律：“子告父母
：科教论文网毕业论文论文网
，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云梦秦简·答问》）古希腊也有“容隐”观念。智者游叙弗伦告发父亲杀人，苏格拉底非难之，游氏也承认“为子者讼父杀人是慢神的事”[14]。柏拉图《理想国》曾引智者色拉叙马霍斯的话说：“他（指正义的人——引者注）因为正义不肯损公肥私，也得罪亲朋好友，……而不正义的人恰好处处相反”（《理想国》343E）这反映了古希腊主张为亲属隐罪的观念。[15] 不过，需要补充说明，所谓的“父子相隐”，并非绝对的，也就是说，只有像偷一只羊之类的普通犯罪才是可以互相隐瞒的。至于弑君等大逆不道的犯罪，就不许“父子相隐”，而主张“大义灭亲”。《左传·隐公四年》记载，石厚参与州吁弑其君桓公，其父石碏使人杀了石厚。孔子称赞说：“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秦汉以后，“父子相隐”与“大义灭亲”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刑律的重要原则和内容，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