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性别诗学”研究执意于在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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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受美国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一书启发，我发现，实用主义的“包括性”立场：或者一个或者二者的选择，像选择酒或者水或者二者，这可作为性别诗学的美学基础。“选择的价值能够以某种方式被调和与实现，直到我们有了好的理由解释它们为什么相互排斥。”这种中西交叉的中道观念充分重视“有好处的”最佳方式，正是性别诗学“性别审美意识形态”①应该持守的立场，用性别审美意识形态的中道观念消解畸形的性别文化关系，那么，女性主义审美“是增进我们对艺术和美的经验，而不是制造关于这些概念的语言定义。而且，增进我们对艺术的经验，不只是意味着增加我们个人对艺术作品的享受和理解。因为艺术不仅是内在愉快的一个源泉（同样是一个重要的价值），而且也是赋予日常生活的社会运行以雅致和优美的一种实践方式。”[2]（P3）也就是说，在性别审美领域，男性、女性或者男女双性的，都允许存在，建构性别诗学，包容所有“经由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直接经验”，不失为一种“有好处的”最佳方式，因此，中国性别诗学将性别作为一种“可能的”审美维度，也就更能达到目的。

; “女性主义诗学”由于女性在人类文化传统中事实上的弱势，所以在一定阶段内，仍然会被学界用“黑体字”格外提及和强调。联系中外性别文化的历史和现实处境，“女性主义诗学”这一术语的自然消亡或它与“性别诗学”一词彻底地同形同构，毕竟还不是一个现实文化语境下的推论，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人们会更赞同和选用“女性主义诗学”一词的审美文化政治的、社会的警示意义，笼罩在该词头上的“女性”“主义”情感色彩，实在难以磨灭。因此，在具体的理论操作中，“性别”与“女性主义”被联袂使用的时候很多，本论题自然也不例外。当然，受理论自身的科学要素决定，会尽可能选用“性别”一词替代。女性主义在历史上的切实影响表明，没有女性主义运动就不可能有人类性别文化关系的革命性变化；选取“性别诗学”则是由于女性主义自身发展演变的缘故，主要是为了防止研究中的性别偏执，是为了赢得客观学理上的尊重，通过逐渐淡化“女性主义”提法并纳入一些与性别文学相关的非女性主义内容，用性别包容立场取代性别偏激，则会更显平和、科学，可以避免无味的意气之争，客观上则使女性主义平等观念及社会风化，在更大范围、更真实的程度上得以实施。

; 我观察现实中使用这两个术语的情况发现，男性学者惯用“性别诗学”（如叶舒宪、林树明等），而女性学者倾向于“女性主义诗学”，尽管概念的指归大体是同一的，这是何故？我想原因恐怕正是：前者客观，更符合学术理性和规范，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命名，女性主义文学是其共同的研究对象，研究主体与客体毕竟有一定的、事实上的观照距离；后者则既是研究主体，又是研究客体，容易依据女性文化历史和现实的弱势境遇而带入情感色彩。因为只有当女性主义的性别平等意识成为一种全人类的社会风化，无需格外提出时，即只有当性别与阶级、种族等情形一样，有一天不成为人类自身必须面对的问题时，人们在客观、中性的立场上使用这些词，才是顺理成章的。也就是说，只有在女性主义政治“寿终正寝”之时，学者们在审美意义上冷静地用“性别诗学”彻底取代“女性主义诗学”，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理智行为。然而，那一天似乎看来还遥遥无期，就像阶级、种族等问题，在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俨然已是“地球村”的今天，依旧还是问题。不过，这样说来，我倒不是在这里提倡学术研究过度情感化，反而觉得，身为女性，既为研究，那么研究主体的“和而不同”中性站位应该是更可取的，所以，本论题并不惧怕被女性主义同道误认为仍以男性标准为标准，而以“性别诗学”统称；当然，为了体现“比较研究的智识标准还有着清晰、强烈的伦理意义”②[3]，本论题一再申明“性别”诗学和“女性主义”诗学范围有大有小，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情绪意味，这是由人类性别历史文化现实决定了的，期待着真正丢掉“女性”“主义”帽子的那一日早日来临！为什么本论题在具体行文中仍会大量使用“女性主义诗学”一词，正在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会有女性主义政治鲜明存在,为了防止“女性主义”一词的双刃剑情形，作为科学理性研究，本论题以“性别”代之，而且“女性主义”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概念，最终以“性别”取代“女性主义”将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争取男女平权的女性主义运动，客观上需要男性的加盟；另一方面是女性主义/性别审美意识形态自身有必要确立自己的审美文化品格：实现差异中的性别平等，和而不同。

; 其二，本论题不仅仅限于阐发中国女性主义诗学经验，在梳篦中国大陆20年来的女性主义诗学情形的过程中，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思潮也显然是行文立论的一个若即若离的背景，一个生动的参照。中国性别诗学是标识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基础的路径上的，但中西共相的“性别审美意识形态”特征又决定了二者在性别诗学总体精神上的相通属性。何况，在中国20世纪末叶深化改革开放后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在全球数字化生存呈现神奇的网络资讯时空后，中国首次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精神制度的文化生产与西方世界信息同步的情形。①

; 以往关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探讨，或仅探寻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条路径，或单方面朝向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译介一堵墙，或囿于单一文化眼光中的中国或外国作家作品分析与研究，或仅简单地扫描古今中外文学中的女性创作史，从诗学的角度深入系统地整合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和实践的文章或专著目前寥寥无几。而本论题在肯定中国现有一切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以跨文化的、比较的眼光论及中国本土性别诗学理论、范畴、批评标准，为避免散漫，也为了不简单重复已有研究成果，本论题创造性地将“性别审美意识形态”设定为一根串起上述三个层面的红线，力图由此回答中国本土女性主义诗学“走向何方”这一要害问题，既总结成就，也不回避存在的误区，尽可能为中国本土性别诗学研究划上一笔较为清晰的纹路：“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从而绕开“反抗与困境”（陈志红语）的迷宫，跳出“犹在镜中”（戴锦华语）的幻梦，真实呈现出全球化视域中已经聊备一格的，中国本土女性主义诗学这一隅；与此同时，又用“性别审美意识形态”这根主线中的与西方女性主义精神共相的一面，同世界相串联，探讨性别诗学在人类全球化时代文化变动中的全球伦理价值：和平、公正、平权，倡导自然和社会多元的生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