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历史文本，只有深入研究留存下来的那(2)

　　这样一种解释，混淆了黑格尔之后不同思想趋向之间的实质和界线，同时把正在形成中的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没有脱离黑格尔思辨哲学基础的思潮，更无视在社会主义旗帜下不同集团和个人的主张其实很不一样。这样，对马克思的“新哲学”及其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来说，同青年黑格尔派进一步划清界限，并把黑格尔以后的全部哲学当作社会变革即将爆发之前德国特殊状况的表现作一番总的评价，就成了一种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由于《维干德季刊》第3期的出版，这种批判已经变得绝对必要了。

　　在开始写作时，马克思、恩格斯最初把注意力几乎完全放在批判鲍威尔的文章上。他们首先回应了文中对《神圣家族》的反批评，写了后来发表在《社会明镜》（Gesellschaftsspiegel）第2卷第7期上的一篇简短的答复[7]。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对于《神圣家族》这样一部“论战性”的书，鲍威尔只“作了几句结结巴巴的回答”。宣称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不理解，“极其天真地重弹他那些自命不凡的早已变成毫无价值的空话的老调”，抱怨马克思、恩格斯不知道他的那些警句，像“批判的无尽的斗争和胜利，破坏和建设”、批判是“历史的唯一动力”、“只有批判家才摧毁了整个宗教和具有各种表现的国家”、“批判家过去工作而且现在还工作”诸如此类的“响亮的誓言和感人的表露”。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鲍威尔的回答本身就直接提供了一个关于“批判家过去如何工作而且现在还如何工作”的新的令人信服的样板。特别是鲍威尔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而以前面提到的《威斯特伐里亚汽船》5月号所载的那篇“平庸而混乱的评论”作为他引证的对象，把其中的一些论断和编造的东西抄下来，强加于马克思、恩格斯，然后对非批判的群众得意扬扬地喊道：“请看，我的反对者就是这个样!”最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布鲁诺·鲍威尔乞灵于玩得最拙劣的把戏和最可怜的魔术,却最终证实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给他作的死刑判决”。[8]

　　继这篇简短的答复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又拟定一份草稿，打算更加全面而深入分析鲍威尔在《维干德季刊》第3期上的那篇文章。鲍威尔文章原有章节的构成包括了“费尔巴哈的前提”、“费尔巴哈的神秘主义”、“费尔巴哈的黑格尔主义特征”、“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宗教”、“费尔巴哈与‘唯一者’”、“费尔巴哈的一些结论及其与‘批判’和‘唯一者’的对立”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草稿就根据文章的这一结构展开了分析，把单独论述费尔巴哈的前5节概括为“‘征讨’费尔巴哈的”，把第6、7节概括为对“圣布鲁诺对费尔巴哈和施蒂纳之间的斗争的思考”，此外把《维干德季刊》第3期“第138页及以下各页”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评论概括为“圣布鲁诺反对《神圣家族》的作者”，而把穿插、分散进行的对赫斯的评论概括为“与‘莫·赫斯’的诀别”，结合原文的论述一一进行了反驳。[9]

　　这种布局谋篇和批判方式与《神圣家族》完全一样，即选择批判对象的有关著作或文章来展开分析、进行批判，进而阐发他们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因此，对鲍威尔的批判，可以看作是由《神圣家族》开启的清算自己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因缘这一工作的继续和完成。就在马克思、恩格斯接近写完这一份草稿的时候，1845年11月24日或25日，莫泽斯·赫斯返回布鲁塞尔，带来消息说，出版商鲁道夫·雷姆佩尔和尤利乌斯·迈尔愿意资助出版一份由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编辑的《季刊》（Vierteljahrsschift）。可能这一消息是促使马克思、恩格斯着手把他们快拟好的草稿的文章写出来的动因。

　　在写作过程中，可能感到《季刊》的篇幅要求比较大，面对他们一度时期一直翻阅的《维干德季刊》第3期，除了鲍威尔文章，他们又注意到同期施蒂纳的辩解文章《施蒂纳的评论者》，而这篇文章与其在当时已经产生了很大“轰动效应”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恰好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本书出版不久就表示要对其进行评论，因此“插曲般地插入”对这部书的详细解读就成为很必要的事情。这样就产生了写作《莱比锡宗教会议》的计划，在完成了对鲍威尔文章的系统批判之后，马克思接着就要解读施蒂纳的这部“大书”了。

　　二、《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解读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是作为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的施蒂纳于1843-1844年写成的。施蒂纳虽然通常被归入青年黑格尔这一派别，然而仔细考察他的思想就会发现，实际上与其他成员相比他显得比较独特甚至可以说有点“另类”。这突出体现在他把青年黑格尔派所弘扬的人的主体意识强调到了极至。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核心范畴是“唯一者”（Der Einzige）。施蒂纳早年曾亲自听过黑格尔本人的讲座，在黑格尔庞杂的思想体系中，他更加重视和彰显其所倡导的“自我”、“主体”、“自我意识”，认为这些范畴的真正内涵就是“唯一者”。在他看来，“唯一者”之外的任何事物都是非现实的、虚幻的，“对我来说，我是高于一切的”[10]，“对我来说，我是一切，而我所做的一切均是为我自己”[11]，而一切外来的、被以往的人们设定为“高于我”的东西经过几个阶段的中间论证最后都被施蒂纳拒斥了。全书以“我把无当作自己事业的基础”为导言，然后分两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标题是“人”，说明所有意识、宗教、道德、法律、真理、国家、社会、人民、民族、祖国、人类以至世界本身都是旨在通过各种非个人的普遍的东西来奴役个人，都是“否定你自己”，由此说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本身都是利己主义的，因而“唯一者”当然也是利己主义的。第二部分的标题是“我”，指出了自我解放的道路，即“回到你自己那里去”的道路。他主张自我的解放不能依靠在自我之外的什么永恒的观念或原则来实现，而只有靠使自己君临这些观念或原则之上才能达到。

　　施蒂纳的书写完之后，将书稿送给与青年黑格尔派有密切联系的出版商奥托·维干德。在全书排出校样还未正式出版时，维干德就给恩格斯寄去一份，让他先睹为快。恩格斯又把校样带到科隆，放在赫斯那里。[12]因此，很可能恩格斯和赫斯是最先看过这本书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1844年10月这本书在莱比锡正式出版[13]。

　　恩格斯和赫斯在看过此书后马上作出反应。1844年11月19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对此书“我们不应当把它丢在一旁，而是要把它当作现存的荒谬事物的最充分的表现而加以利用，在我们把它翻转过来之后，在它上面继续进行建设。”[14]恩格斯还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对施蒂纳思想的实质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指出：施蒂纳的原则“就是边沁的利己主义，只不过在一方面看来更彻底些，而在另一方面又不大彻底。说他更彻底，是因为施蒂纳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把个人置于上帝之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宣称个人是至高无上的，而边沁却让上帝在朦胧的远处凌驾于个人之上；总之，是因为施蒂纳是以德国唯心主义为依据，是转向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唯心主义者，而边沁是一个单一的经验主义者。说施蒂纳不大彻底，是因为他想避免边沁所实行的对碎裂为原子的社会的改造，但这是办不到的。这种利己主义只不过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达到了自我意识的本质，是现代社会所能用来反对我们的最后论据，是现存的愚蠢事物范围内的一切理论的顶峰。”[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