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历史文本，只有深入研究留存下来的那(3)

　　但是，在这封信中，恩格斯没有把施蒂纳的思想看作是一种与马克思所主张的观照和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因而低估了回应施蒂纳思想的艰难程度，反而认为，用“几句老生常谈就能驳倒他的片面性”：首先，“最轻而易举的”是给他证明，“他的利己主义的人，单纯从利己主义中，就不能不必然地成为共产主义者”；“其次必须告诉他：人的心灵，从一开始，直接地，由于自己的利己主义，就是无私的和富有牺牲精神的；因此，他就返回到他所反对的东西上面”。[16]更有甚者，恩格斯还告诉马克思，施蒂纳思想“原则里的正确东西，我们也必须吸收。而不管怎样，这里正确的地方是，在我们能够为某一件事做些什么以前，我们必须首先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事，利己的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抛开一些可能的物质上的愿望不管，我们也是从利己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想从利己主义成为人，而不仅仅是个人。或者换句话说，当施蒂纳摒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摒弃了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时，他就是对的。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伸出来的，费尔巴哈从上帝进到‘人’，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达到‘人’的真正道路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象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人’。只要‘人’的基础不是经验的人，那末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伸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象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伸。”[17]

　　从目前留存下来的材料看，同样最早看过施蒂纳此书校样的赫斯尽管还没有达到像恩格斯这样重视的程度[18]，但无疑他也很感到了分析施蒂纳思想的必要性，因此也在酝酿写文章进行评论。

　　很可能是在恩格斯信的引导下，同月马克思就读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但他读后并不完全赞同恩格斯信中的见解，于是答应在《前进报》（Vorwärts）上发表评论文章。但是，马克思的文章没有按期写出来。1844年12月2日，他给该报编辑亨利希·伯恩施太因写信说：“我不能在下星期以前把对施蒂纳的批判寄给您了”，不过“我的文章您下星期可以收到。”[19]但是这篇文章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到底写了些什么、写完了没有也就不得而知了。

　　同样有可能的是，在答应给《前进报》写文章的同时，马克思还给恩格斯写过一封信，陈述自己与恩格斯11月19日信中的分析不同的看法。这样推测的依据是，1845年1月20日恩格斯又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信中特别指出，“说到施蒂纳的书，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以前给你写信的时候，还受到对该书直接印象的很大影响，而在我把它放在一边，能多多地思考以后，我也发现了你所发现的问题。赫斯(他还在这里，两星期前我在波恩同他交谈过一次)动摇一阵之后，也同你的结论一致了。他给我念了一篇他写的评论该书的文章，这篇文章他很快就要发表，他在这篇文章里说了同样的意见，那时他还没有读到你的信。我把你的信放在他那儿了，因为他要用一用，因此我不得不根据记忆来给你写回信。”[20]。但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

　　就在恩格斯、赫斯与马克思交换对施蒂纳书的意见的时候，1845年5月施里加在当月号的《北德意志杂志》[全称是《北德意志批评、文学和座谈杂志》（Norddeutsche Blätter für Kritik,Literatur und Unterhaltung）]上发表了评论文章，题目就叫《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对施蒂纳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施里加是站在为鲍威尔辩护的立场上来看待施蒂纳书中的思想的，他认为施蒂纳尽管受到鲍威尔的学说的启发，但并没有能够超过鲍威尔。

　　赫斯的的评论在1845年6月问世，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本小册子，名字叫《晚近的哲学家》，在达姆斯塔德出版。赫斯受到了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但总的说来他是从“哲学人本主义”立场出发批判施蒂纳的哲学观点的。对此，恩格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赫斯“是出于原先对唯心主义的忠心”来“痛骂经验主义，特别是痛骂费尔巴哈和现在痛骂施蒂纳”，“赫斯对费尔巴哈的评论，有许多地方都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他看来还有一些唯心主义的诡辩——在他谈到理论问题时，总是把一切归结为范畴，因此他也无法通俗地表述，他过于抽象了。因此他也憎恨各式各样的利己主义，而宣扬对人的爱等等，这就又回到了基督教的自我牺牲上面来。但是，如果说肉体的个人是我们的‘人’的真正的基础，真正的出发点，那末不言而喻，利己主义——当然，不仅仅是施蒂纳的理性的利己主义，而且也包括心灵的利已主义——也就是我们的对人的爱的出发点，否则这种爱就要飘浮在空中了。”[21]

　　因为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把费尔巴哈的哲学当作陈述自己思想的参照和对立面，所以费尔巴哈也出来应战。1845年6月25-28日出版的《维干德季刊》第2期上发表了费尔巴哈的文章《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在文章中，费尔巴哈在为自己辩护时说：费尔巴哈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唯心主义者。“那他究竟是什么（人）呢？在思想中的他，便是在现实中的他，在精神中的他，便是在肉体、在自己的感性实体中的他：他是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因为，费尔巴哈把人的实体仅仅置放在社会性之中——，他是社会人，是共产主义者。”[22]

　　这样，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出版半年多的时间，就不得不“承受尘世颠沛的命运，遭到三个‘唯一者’，即神秘人物施里加、诺斯替教徒费尔巴哈和赫斯的攻击”[23]。而且，除了这些公开发表的批评性文章的应战者，不用说，还有马克思、恩格斯这样还没来得及把自己的批评性意见公开发表出来的论者。施蒂纳显然非常关注这些不同的意见，于是在《维干德季刊》第3期卷上发表了答辩性的文章《施蒂纳的评论者》。他把对他的这些批判分为三派：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真正的社会主义”，赫斯被认为是后者的主要代表人物。[24]

　　很显然，“黑格尔学派中的青年黑格尔派已经全面解体，必须确定自己对这些哲学家的态度。鲍威尔和施蒂纳文章的发表重又使对施蒂纳一书的批判成为迫切的事情，而且必须同费尔巴哈划清界限了。”[25]就是说，在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思想业已成熟的情况下，剥离与自己有过瓜葛的不同思想之间的关系看来显得非常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