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的“赫斯问题”(6)

　　一般的说法，“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以费尔巴哈和赫斯的观点为其哲学基础的，然而仅仅指出一个派别的哲学基础还是远远不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松散的结构表明，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并不是一个一下子形成的统一的完整的流派，这一思潮内部并不一致，它分裂成集合在某一报刊周围的许多小集团，集团内部各成员之间观点也有差别。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论著鉴于“真正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的批判对象，对其往往采取轻蔑的态度，任意讽刺、挖苦和指责，认定其哲学基础、社会理想、思考方式与政治主张一无是处，用一种非此即彼、完全不能融通的方式处理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与这一派别的关系。然而，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什么意义上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及其政治立场的？哲学基础与政治立场是天然一致、一一对应与相互表征的吗？这直接关乎客观地理解和分析赫斯在这场批判中的特殊处境和独特作用

　　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使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成为德国思想变革中非常时髦的口号。当时德国社会中，封建统治和资本的作用错综复杂，还有一个新的情况，使得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注意到，费尔巴哈和赫斯的思想已经通过格律恩等人形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潮。很多人高举爱和博爱的旗号，认为自私、利己和孤独应为爱和博爱所取代，用爱与利己主义相抗衡。基于这种认识，他们不承认政治活动的必要性，把争取社会改造的斗争同政治活动对立起来，拒绝坚决的革命；他们把世界主义同独特的民族主义奇特地结合起来，设想某一国家可以避免某一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省却了要走漫长的实际的道路”，比如，主张德国就不应重复法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这股思潮时指出：它“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实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就不是宣扬革命热情，而是宣扬对于人们的普遍的爱了”。[39]这种用人类之爱去代替无产阶级为争取自身解放而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思路，在德国的知识界有相当大的影响，甚至很快渗透到一部分旅法与旅美的德国工人组织中。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以科学社会主义去武装工人的思想，使无产阶级理解自身的历史使命，并且组织起来向旧世界宣战，就必须要清除这种想法。

　　马克思、恩格斯还注意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格律恩的著作要点都是以自己的方式转述赫斯的思想，但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如果说赫斯的著作在促使德国知识界去注意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论，还曾经起过一些作用的话，那么经过以后不断地重复和转述，到了格律恩那里，已变成为无稽之谈了。马克思、恩格斯责问道：“格律恩先生是否把他在赫斯和其他作者那里读到的东西正确地抄写下来了呢？”[40]这表明，他们还是将赫斯作为一个先行者与后来那些已经因反复咀嚼变得枯燥无味的、而又不时渗入一些虚幻的想法的格律恩的思想加以区别的。

　　特别是在赫斯执笔的批判库尔曼的部分，有一段文字颇值得注意：“我们这位先知用真正的田园诗的笔调描绘从现在的社会孤立状态向团体生活的过渡。……他把已经在所有文明国家中成为严峻的社会变革的先驱者的现实社会运动，变为安逸的、和平的改变，变为宁静的、舒适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世界上的一切有产者和统治者可以高枕无忧了。对唯心主义者来说，现实不过是现实事件的理论抽象，不过是这些事件的观念象征，而现实事件只不过是‘旧世界走向灭亡的象征’。”[41]有的论者猜测这段话可能出自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笔，但不管这样，它表明了他们与赫斯在这方面的意见是一致的，即主张社会革命而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改良相对立。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时，仍然与它的理论来源的奠基人——赫斯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持着联盟。同时，赫斯参与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撰写工作，也表明了他对自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反省，这就是说，赫斯力图克服自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幻想。

　　很清楚，马克思同“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包括作为其哲学基础的费尔巴哈和赫斯思想的分歧，并不在于后者运用了“哲学-伦理的阐释方法” 或人道主义尺度，而在于他们使这种方法、尺度与“现实运动”、与“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各生活领域”的经验事实相分离；并不在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谈论人、人道主义或人的本质，而在于他们“始终一贯”地把“各个具体的一定的个人”变为“人”，“把各个具体的一定的个人间的关系变为‘人’的关系 ”。[42]很显然，作为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不同派别，议题、主旨上的相同是可能的。这也正是赫斯思想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哲学基础，但他本人仍被马克思利用来批判同属于这一思潮中的贝克尔、库尔曼和卢格等人的原由。

　　后来事态的发展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也给赫斯很大触动和影响，他真诚地认同这种批判是公正的，在1846年7月 1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他指出：“我完全同意你对共产主义著作界的看法”，“现在必须论证共产主义的追求的历史前提和经济前提，否则不能铲除所谓‘社会主义者’，不能铲除一切花朵的敌人。”[43]不仅是赫斯有这样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实际上引起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很多成员的反省甚至转变，其中一些人如魏德迈、德朗克、沃尔弗、弗莱里格拉特、沙佩尔、莫尔、鲍威尔、艾韦贝克等都程度不同地接近甚至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和思路。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又通过《共产党宣言》等作品继续对这一思潮的批判，使差不多所有著名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都完全抛弃了自己的理论而成了德国民主革命的领袖。比如，格律恩成了普鲁士国民议会中的左派，克利盖成为民主派中央委员会成员，而吕宁、雷姆佩尔、泽米希则领导着地方上的民主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