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源始哲学：德里达的语音中心论批判(11)
2016-07-05 01:09
导读：16胡塞尔，（1913），第46页。 17图根哈特（ErnstTugendhat）：《语言哲学导论》（VorlesungenzurEinfuehrungindiesprachanalytischePhilosophie），FrankfurtamMain，1976，第212页及
16胡塞尔，（1913），第46页。
17图根哈特（ErnstTugendhat）：《语言哲学导论》（VorlesungenzurEinfuehrungindiesprachanalytischePhilosophie），FrankfurtamMain，1976，第212页及下两页；哈贝马斯：《交往行为》（oriedeskomminkativenHandelns），FrankfurtamMain，1981，第2卷，第15页及下两页。
18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语言分析哲学所说的语义学主义依然是从意识哲学前提出发。
19胡塞尔，（1913），第33页。
20胡塞尔，（1913），第33页。
21胡塞尔，（1913），第35页。
22胡塞尔，（1913），第36页。
23胡塞尔，（1913），第69页。
24胡塞尔，（1913），第104页。
25胡塞尔，（1913），第104页。
26胡塞尔，（1913），第56页。
27胡塞尔，（1913），第90页。
28德里达，（1979），第90页。
29德里达，（1979），第103页。
30德里达，（1979），第106页。
31胡塞尔，（1913），第97页。
32德里达，（1979），第135页。
33德里达，（1979），第134页。
34德里达，（1974），第39页。
35德里达，（1979），第163页。
36德里达，“论延异”（DieDifferance），载其：（1972），第12页。
37德里达，（1979），第164页及下两页。
38请参阅索绪尔（F.deSaussure）：《普通语言学教程》（GrundlagenderSprachwissenschaft），Berlin，1967。
39德里达，（1974），第78页；请参阅卡勒（J.Culler）的出色评述：《论解构》（OnDeconstruction），London，1983，第89-109页。
40索绪尔，（1967），第141页及下两页。
41德里达，（1974），第110页。
42德里达，（1974），第82页。
43德里达，（1974），第169页。也可以参阅他与克里斯蒂娃（JuliaChristeva）的谈话，载德里达：《立场》（Positions），Chicago，1981，第35页及下两页。
44关于“延异”，德里达说过这样一段话：“它既不统治什么，也不主宰什么，没有施加过任何一种权威。它没有通过任何大写的字母来宣告自己的出场，不仅没有什么延异的王国，而且，延异要颠覆任何一个王国”。德里达，（1976），第29页。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45德里达，（1974），第31页。
46索伦（G.Scholem）：《论喀巴拉及其符号》（ZurKabbalaundihrerSymbolik），FrankfurtamMain，1973，第47页及下两页。
47我的这个观点在苏珊·亨德尔曼（SusanHandelman）的文章中找到了证据。我是后来才看到这篇文章的，这要感谢卡勒（J.Culler）对我的提醒：“德里达与异教解释学（JacquesDerridaandtheHereticHermeneutic），载：克拉普尼克M.Krapnik，（编）：《置换：德里达与后来者》（Displacement，DerridaandAfter），Blommington，Indiana，1983，第98页及下两页。亨德尔曼提醒我们注意列维纳斯的一段重要引文，而德里达在他讨论列维纳斯的文章中也提到了这段引文：“更爱的是经文而不是上帝，表明人们反对与神圣建立直接联系的狂妄念头”。亨德尔曼还强调了德里达与拉比传统特别是喀巴拉激进化传统以及异教激进化传统之间的亲和性（第115页）。亨德尔曼同时还谈到了这样的：口传经文在流传过程中要求不断获得权威，甚至要求享有绝对的权威，于是，便贬低了圣言的原始传统（第101页）。此外，亨德尔曼把作为语音中心主义的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明确放到了宗教语境当中，而在宗教语境当中，人们不断捍卫文字，而反对精神。这样，德里达就在犹太教的辩教传统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保罗的基督教则突出基督在现实中的“生活精神”，而贬低口传经文的解释历史，认为它们是“僵死的字符”（《哥林多书》，2，3，6）。保罗反对犹太人，因为他们咬文嚼字，不愿意为了基督启示的“逻各斯”而放弃“书写”：“德里达选用书写来反对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换了一种方式复现了拉比的解释学。德里达想破坏格列柯-基督神学，让我们从本体论回到文字学，从存在回到本文，从逻各斯回到经典”（第111页）。在这个意义上，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德里达没有像海德格尔那样从浪漫派所接受的酒神那里获得通过缺席和隐遁而施加的上帝的主题。相反，德里达通过列维纳斯所引用的是犹太教传统当中积极缺席的上帝主题（第115页）。这样，形而上学批判在德里达那里就获得了一种不同于海德格尔那里的意义。解构工作是用来复兴与上帝的对话的，而在条件下，上帝已经脱离了一种没有任何约束性的本体神学。因此，德里达的意图或许并不在于用远古的资源来克服现代性，而是要充分关注现代的后形而上学思想条件，因为在这些条件下，本体神学所遮蔽的与上帝之间的对话再也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