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源始哲学：德里达的语音中心论批判(7)
2016-07-05 01:09
导读：言语者在自言自语的时候，同时完成了三个几乎无法区分的行为：他提出了声音形式；通过自我影响，感觉到了语音的感性形式；同时，他还理解了意指的
言语者在自言自语的时候，同时完成了三个几乎无法区分的行为：他提出了声音形式；通过自我影响，感觉到了语音的感性形式；同时，他还理解了意指的意义：
“一切其他自我影响的形式应该或者跨越陌生领域，或者放弃普遍性要求”。
这种特性不仅表明口语的优先性，而且也暗示认为，概念的存在似乎无需肉身就可以在场，而且，可以通过在场者切身的自明性来加以证实。就此而言，语音中心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是相互勾连的：
“（声音）能够指出理想的对象或理想的意义……而不会在理想性、自我在场生命的内在性之外丧失自我”。
这就成了作为形而上学批判的文字学的起点：
“在这种体验中，语词作为所指、声音、概念以及一种明显表达实体的不可分解的单元而存在”。
然而，如果语音中心主义正是形而上学强调在场优先性的基础，如果这种在场形而上学自身能够解释清楚，胡塞尔为何一直局限于从符号学的角度去考察符号的替代功能及其揭示世界的力量，那么，不再从自言自语的角度去解释语言表达的符号特征及其替代功能，而是选择书写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就是明智之举。因为，这种书写的表达反复提醒我们，“尽管主体完全缺席，尽管主体死了”，语言符号依然可以让一个文本得到解读，而且，虽然不能保证它能得到理解，却也可以使它有可能获得理解。书写就是希望通过遗嘱而获得理解。德里达对胡塞尔意义理论的批判，针对的正是这一充满策略性的环节：直到胡塞尔（甚至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一直把存在当作是在场而加以思考——存在就是“作为知识和控制而在场的存在者的产生和聚集”。因此，形而上学的历史在现象学的直觉主义中达到了高潮，而现象学的直觉主义消除了时间落差及他性等源始性差异，然而，恰恰正是这些差异才使得对象与意义的同一性成为可能。现象学直觉主义所采取的手段，是用自身没有延异的声音通过暗示而对自我施加影响：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无延异的声音，无书写的声音，同时就是绝对鲜活的和绝对死寂的”。
在这句话中，德译者用了一个人造词“Differanz”，来概括德里达的文字游戏——即法语中的同音异义词语：“difference”和“differance”。符号结构奠定了经验的重复结构，并与推延、犹疑、在权衡中保持克制、有所保留以及对后来兑现内容的暗示等所具有的时间意义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替代、再现或一方与另一方之间的相互代替等所具有的参照结构，也就获得了一种时间化的维度和一种差异化的让步维度：
“在这一意义上，延异即是时间化，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诉诸于时间性及时间化的迂回中介，它悬置了‘欲望’或‘意志’的完成或满足”。
德里达希望借助于“延异”这个充满时间动力的概念，遏止住胡塞尔思想中的极端化趋势：胡塞尔试图得出“自在”含义摆脱一切经验内涵之后所具有的理想意义。德里达追究胡塞尔的理想化，一直深入到先验主体性的核心地带。其目的是要弄清楚在自我在场的经验的自发性源头当中所具有的差异，这是一种无法消除的差异。如果按照书写文本的参照结构模式来设想这种差异的话，它就会被看作是一个脱离主体性的操作活动，即无主体的事件（subjektlosesGeschehen）。书写成了原始符号，它摆脱了一切实用的交往语境，并独立于作为言语者和听众的主体。
书写是后来确定下来的一切声音形式的前提，是一种“原始书写”，有了它——无需任何先验主体的帮助，并处于主体的努力之前——，也就有了意义的概念和概念范围内表现出来的经验因素之间的差异性，也就有了世界和内心世界之间的差异性。“成为可能”，是一个在区分中不断推延的过程。由此看来，区别于感性的知性，同时也是延宕的感性；区别于直觉的概念，同时也是延宕的直觉；区别于自然的文化，同时也是延宕的自然。这样，德里达就完成了对胡塞尔的基础主义的颠覆，因为主体性的先验源始力量变成了书写所具有的无名的历史创造性。现实直观中从自身出发而表现出来的在场，完全依赖于符号的再现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