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中子思著述考》（中）(2)
2016-07-06 01:00
导读：以人的行为而非牛羊牺牲去献媚祖先，以保守天命，开出了一条宗教伦理化可能的道路，而重视“行为”的观念也将导致经验（“殷鉴”）成为一个新的维
以人的行为而非牛羊牺牲去献媚祖先，以保守天命，开出了一条宗教伦理化可能的道路，而重视“行为”的观念也将导致经验（“殷鉴”）成为一个新的维度与天意一起指导规范人的作为。然而，尽管“敬德保民”是当时
政治生活的核心，此时“德”仍是王的专利，[11]天高高在上，神权高于民意。
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士人崛起，周天子失去了天下共主的权威，丧失了沟通天的特权——“德”，此时“知德者鲜也”（《论语·卫灵公》），在再度的忧患之下，“德”义有了更大的突破，尽管以往的含义仍然蕴涵其中。
儒道解释“德”时多通过“种子”的本喻而展发。[12]道家在本体论的范畴讨论“德”，将“德”义抽象化、化；而儒家则立足于“德”的内涵，承袭西周“德”中的“重行”观念，将“德”行为化、人文化，由“祭祀祖先”而来的孝悌成为“德”义的中心内涵[13]，而儒家抽象化的“德”义多与“性”、“命”有关。
儒家对“德”义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挥再造，并用他们改造的“德”观念去解释并发扬西周礼乐文明，因而形成了儒家文明。这个过程是由孔子发其韧、子思续其端，孟子推其澜的。从《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德”义因为承上启下而富含新旧解释的弹性，给了其后学各种阐发的自由，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不可避免。
子思之前，重视人伦日常实践的孔子已经基于“重行”的观念，根据西周礼乐制度了各种具体的“德目”来规范社会人伦秩序，如：“仁、义、礼、智、忠、信”等等，但这些德目停留在行为的层次，是外在的行为规范，被孔门第子实践传习。笔者以为简本《五行》开篇提出“德之行”与“行”的区别，是子思针对当时“重行”出现的有感而发，为了纠正仅仅重行产生的偏差，子思提出了具体的德目必须“型于内”也即“德之行”的观点。《性自命出》37简说“虽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贵。求其心有伪也，弗得之矣，人之不能以伪也”；《尊德义》第8-9简说：“察者出，所以知己。知己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知命，知命而后知道，知道而后知行”，都体现了子思提出“德之行”的原因，子思提出“德之行”目的在于要用具有超越性的“德性伦理”去制衡礼制德目的“外范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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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天道”与“人道”
阐明“德之行”的观念之后，子思在第二章提出：
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无中心之智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
“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德，天道也”。在子思看来，将“仁、义、礼、智、圣”相和谐地“型于内”就是“德”，就是天道了。天道不是高高在上，不是外在于人的，人通过五行相和就可以与天道合一。
根据今本《中庸》第一节，所谓“和”乃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成型于中心的“五行”必须“发而中节”，可见子思心目中的君子并不是作为一个超越的个体出现的，然而作为一个的人，他必须有超越的姿态对人世进行关怀，我们可以在系统规划父子夫妇君臣六位伦理道德秩序的儒简《六德》中看到“人道”成为了“天道”的延伸与体现。《六德》中多次举“圣”与“仁”其目的正是要融合天道与人道。
“天道”区别于“人道”在于“圣”，“闻而知之，圣也。闻之而［遂］知其天之道也，圣也。”（帛书《五行》，第275行），而“智”则是“天道”必须的环节，“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无中心之智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中心”指内在之心，它与“忧”“安”“悦”“乐”这些与“情”相关的词相联使用，可以说是《性自命出》“重情”的发端。
“中心之忧”是达成天道的前提，圣人必须先有忧患意识，然后经由“中心之智”导向“安”、“乐”，有没有内心之乐是有没有“德”的标尺，有德的君子在任何处境都能不改其乐，自得其乐。正如今本《中庸》第14章1-2节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