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治理的现状(6)
2014-10-09 01:15
导读：另一方面，胡德也提出反对全球化范式的思想。这有三个原因。首先，公共行政传统方法的部分撤退并不一定表明，新公共治理的单一模式会在全世界适用
另一方面，胡德也提出反对全球化范式的思想。这有三个原因。首先，公共行政传统方法的部分撤退并不一定表明，新公共治理的单一模式会在全世界适用，也不意味着旧的模式就会彻底消失。其次，全球化范式的思想忽略了截然不同且路径依靠的国情，正是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中发生了当代公共治理的变化。第三，公共治理在过往一二十年里是否足够稳定以至可以被视为一套单一的思想和做法。
按照胡德等批评家的逻辑，不同国家的改革、时间安排和战略的差别就意味着不存在全球化的运动。在批评家们看来，只要说改革具有相似性，似乎就意味着改革应该一模一样并同时发生。实在，改革范围和速度存在着不同。英格拉哈姆以为有三种改革模式：新英格兰模式摧毁了旧结构而代之以竞争性、市场导向组织，这代表出现的线段的一个端点。美国代表了线段的另一端，新兴政府建立在旧的官僚体制基础上，并没有发生会导致游戏规则改变的系统改革。线段的中点是阶段改革战略，这以澳大利亚和英国为代表。这种模式奉行变化的战略，它首先攻击旧体制的复杂和僵化之处，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进行其他改革。不同的国家所受的制度约束不同，改革的不同之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公共治理改革运动中，存在理论趋同化以及公共部分改革者所使用的工具和战略的趋同化的情况。我们没有必要由于存在一场世界范围的公共部分改革运动，就说改革是不可抵制的、同一的、全球的。更为正确的观点是公共部分改革涉及了相似的政策工具，正如博斯托姆(Bostom)以为的那样：固然全世界对改革的说法五花八门，但最近关于政府重组、重塑和更新的大部分努力都有近似的目标，即进步公共部分的效果和效率，进步公共部分对顾客的反应程度，减少公共开支，增强治理责任。这些努力所选择的工具也非常相似：贸易化、公司化和化；责任下放；从投进控制转向产出和结果控制；更严格的绩效规定和更广泛的合同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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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尔也以为，“这场运动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由于很多国家在短时间内以相似的基本战略实施着改革。”他进而列举这些战略，包括：生产率——以更少的税收生产更多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利用市场化进行激励；分权：政策——分离购买者与供给者；对结果承担责任的制度。
因此，各国改革之间存在着比批评家认可的更多的形似性。发生变化的是模式背后的理论基础而不是改革的细节。
（三）新公共治理运动会持续吗？
新公共治理的批评家以为这场运动将会消失，有的甚至以为它从没有发生过。林恩以为公共治理将逐渐消退。他以为，尽管新公共治理被其推崇者尊为范式，但只是昙花一现，很可能衰退。由于：(1)在政治过渡中，曾赋予其灵感的威斯敏斯特改革的初始模式将终极被破坏，党派人士和学者之流将看到新公共治理被推出舞台。(2)随着各国各部分间比较实践的积累，改革的基本不同之处将使其表面化的相似之处相形见绌。(3)术语“新”将会由于后面出现了更为新兴的事物，而被看做一个很麻烦的形容词。(4)政治争论将呼唤新的主题来吸引和支持下一轮行政改革思想。
上述论点值得商榷。关于第一点，政治变化当然能够先于任何改革。但林恩所指的威斯敏斯特制度中发生的变化是指政府的变化。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表现为从左派过渡到右派，在一些地方是又回到左派。在英国则是从右派到左派。新公共治理或者变化依旧，或者像1996年的澳大利亚国民政府那样加速了变化。关于林恩所指的第二点，各国改革情况是不同的，但改革背后的理论是一样的。正如前面已经论述的那样，不同的国家不是处于不同的路径上，而是远近不同的路径。林恩所说的第三点和第四点有待进一步的考查。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林恩以为，“新”这个词变得越来越分歧适确有几分道理。考虑到这个词首次引用以来已经有十多年了，那么什么时候这个“新”不再新了呢？在20世纪的美国有这么一件事情，6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新公共行政”。针对旧官僚制发展起来的这种制度，更多地夸大价值、同等和公共行政的定性方面。几年之后，当效率题目日益突出的时候，该制度也就萎缩了。同样，将来，“新公共治理”中的“新”也将不得不退缩，但不管怎样，关键的变化是从公共行政过渡到了公共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