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配套改革各试验区研究热点述评(2)
2016-05-03 01:11
导读：在对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实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还提出了自己对浦东改革举措的建议，如重塑理念，消除原有的“唯地区经济发展”和“长官
在对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实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还提出了自己对浦东改革举措的建议，如重塑理念，消除原有的“唯地区经济发展”和“长官意识”等理念，扭转长期存在的优先发展导向下的路径依赖和惯性理念，培育起从全国大局出发，把改革试验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前瞻性作为基本的理念，把地区利益与国家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有机地贯彻在改革思路之中；关注利益协调问题，既要关注经济利益方面，减少中央与地方和各试验区之间的利益摩擦，又要关注权力利益方面，处理好放权和用权的关系（杨建文，胡晓鹏，2007）；加强与其他试验区的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加强统筹区域的发展，借鉴
世界经济特区和我国经济特区的运行经验进行制度创新（徐全勇，2007）；把深化政府管理体制、金融体制、涉外经济体制、科技管理体制和区域联动机制的改革作为进一步推进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的着力点（张仁开，罗良忠，2008）等。
转变政府职能和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此方面的研究成为试验区研究的一个特色。有的研究指出，浦东新区按照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创新管理方式，提高政府效能，加强行政监管的要求，重点进行四个方面的改革：一是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政府行政效能；二是围绕加强依法行政，探索执法管理新机制；三是加强社会管理和共公服务职能，构建便民利民的服务体系；四是改革企业登记制度，鼓励公众创业（徐全勇，2007）。
二、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的研究热点
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滨海新区建设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基础和战略意义，与浦东新区及以往经济特区的比较，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路径和目标，东疆保税港区的建设，综合配套改革所面临的障碍以及对改革试验提出的政策建议六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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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认为，滨海新区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基础条件在于其经济增长速度快，以现代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特征显著，经济的外向型格局已经形成，港口、土地、区位等自然条件优越以及天津在过去的改革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等（赵修春，2007）。基于以上条件设立的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兼具了国家、区域和本地三个层面的战略意义。在国家层面，它是新形势下对深化我国经济改革有效途径和突破体制障碍有效方式的探索；在区域层面，它有利于全面提升京津冀和环渤海地区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张坤，肖绮芳，2006）；在本地层面，它有利于推进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实现成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功能定位（戴学来，2006）。
另一个较多关注的研究角度是将滨海新区与浦东新区和深圳特区相比较，由于深圳和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比较早，已经基本完成了以工业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在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滨海新区还处于制造业的扩张发展阶段，第三产业还比较滞后，生产型的现代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较低，区域整体的经济能级比较低，所以滨海新区的改革将围绕创建全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现代制造和研发转化基地进行。由于滨海新区还处于制造业扩张的产业发展阶段，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与浦东新区突出改革的综合配套性和深圳特区完善改革的工作机制不同，滨海新区的综合配套改革还处在消除基本制度障碍的基础性改革阶段（杨建文，胡晓鹏，2007）。在制度环境和行政管理体制方面滨海新区与浦东新区和深圳特区也有显著差异。还有学者在对天津、上海和深圳三地综合配套改革进行研究后认为，三地的改革试验面临一些相同的障碍。一是体制障碍，由于三地受到部门分割、城乡分割和区域分割的限制，对综合配套改革的实践会有一些体制上的制约；二是功能障碍，三地在服务功能的形成，政策功能的协调，制度功能和区域整合功能的形成方面还比较差；三是政策障碍，三地的先行先试比较宽泛，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需要突破一定的政策障碍；四是思路障碍，即三地在综合配套改革阶段需要摆脱过去发展思路的束缚（陈文玲，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