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另类”发展的范式——韩国新村运动与中(2)
2017-02-08 01:02
导读：概言之，未来50年内，假定中国经济仍能保持高速增长，城市化速度快于前50年，城乡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制度性壁垒，那么，农村地区的人口数量仍会维持
概言之，未来50年内，假定中国经济仍能保持高速增长，城市化速度快于前50年，城乡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制度性壁垒，那么，农村地区的人口数量仍会维持在目前8亿至9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制约，加上农产品市场需求的限制，农村地区人口从农业获得收入增长的机会是有限的。同时，在农村地区发展二、三产业（乡镇）的空间也将逐步缩小，而农民进城务工的收入也只能起到目前这样帮助农民维持一种“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水平的作用，农民收入相对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将越来越低。另一方面，农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地从社会方面和文化方面乃至经济方面被置于边缘地位，农民相对生存处境将越来越糟糕，从而使农村人口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化最基本的瓶颈问题。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消费需求因为“广告的强力刺激和的强力渗透”而不断增长，“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有饭吃没钱花”的格局会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农民们对现状的满意度势必会越降越低，而9亿农民的不满则可能导致不可估量的社会后果。
着眼于这种长期发展趋势的乡村建设运动，因此不能仅局限于经济层面上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更重要的是农村社会制度与文化的重建，探索一种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本办法”。在农民经济收入不能大幅提高的背景下，通过制度和文化建设，创造一种与农村社区和农民需求相适应，经济成本较低但精神福利较高的生活方式及相应的社会文化制度和价值系统，提高农民们对乡村生活的长期期望值，使乡村社会成为农民们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让村庄共同体成为农民们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场所（参见贺雪峰，2003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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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倡导者的说法，选择“另类”乃是出于“不得已”。他们之所以对新自由主义，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经验以及基于这些经验提出的各种发展理论，对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附着其上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反思与批判，乃是因为这些东西都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就其精神气质与理论追求而言，他们所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应该类似于上个世纪30年代由民间出资，并由民间人士领导和参与实验的乡建村治运动。而且可以看出，“另类模式”的许多倡导者也的确从梁漱溟、黄炎培、晏阳初和陶行知等当年的乡建领袖那里汲取了不少理论资源。但是毕竟不同了，中国社会目前所处的现代化阶段和所具有的经济发展水平早已今非昔比。于是有者指出，一个更现实的范例应该是韩国于1970年代初开始进行的新村运动（Saemaul Undong，New Village Movement或New Community Movement）。因为就韩国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面临的现实问题，以及所具有的自然条件、文化背景和社会政治制度环境而言，与中国目前的状况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可比性（张敬华等，2001；白雪秋，2000）。首先，开发的起点相近，即韩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与中国目前所具有的水平相当。其次，两国具有类似的自然条件，即综合资源比较贫乏，所谓“人多地少”。第三，两国具有类似的经济模式，即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很强。第四，两国具有相近的文化背景。最后，也许是更吸引人的一点，韩国新村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由政府发动、组织实施并充当主要出资者的全国性乡村建设运动，而且也是一场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并重的运动，并为韩国的现代化进程烙上了深深的“韩国特色”印记，因而更契合重视“中国特色”的另类发展模式倡导者们的理论追求。
中国大学排名 然而，无论对于“主流模式”还是“另类模式”的倡导者而言，目前共同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尽管有许多学者预言一场由政府主导的全国性乡村建设运动或迟或早将要到来，也有一些民间性质的乡村建设实验在小规模地进行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各级政府领导和整个社会舆论也越来越关注日趋严重的农村问题，但我们暂时还看不到政府有任何“动起来”的迹象。也就是说，学者专家的理论主张如何才能变成政府的政策行动，目前还是一个问题。因此，如果要把韩国的新村运动引为成功的范例加以研究和讨论，首先令人关注的应该是其启动背景、组织和动员模式，以及在具体时空中得以递次展开并顺利进行的动力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