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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另类”发展的范式——韩国新村运动与中(8)

2017-02-08 01:02

　　运动所具有的天然破坏力，由运动煽动起来的非理性和反理性，以及随运动而来的各种机会主义和急于求成、劳民伤财和弄虚作假，不仅存在于中国的“大跃进”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韩国新村运动中也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表现。当然，韩国新村运动也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就，甚至可以说，韩国新村运动的正面成果远远大于其消极作用。但这并非等于说，我们应该忽视这种随运动而来的消极作用。尤其对于其中的“精神启蒙”和“新村”项目，我们需要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加以认识，不应该盲目借鉴。为中国乡村建设寻求“另类”发展模式的人不应该只注意韩国新村运动的积极一面，也应该注意其消极一面。从这样的角度看，国内有关韩国新村运动的介绍是很不全面的。[⑧]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中国农民目前的生活状况是“温饱有余，小康不足”和“有饭吃没钱花”，乡村地区缺少工作机会而存在数量惊人的剩余劳动力，农民因为缺少增加收入的渠道而不能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同时，由于许多制度性问题没有解决，乡村地区的公共品投入严重不足，公共积累水平很低，加上乡村经济化带来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致使乡村地区的生活条件与城镇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也制约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在促进人口城镇化的同时，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进行乡村建设是有其必要性的。但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发现，一场由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欲成为现实，还需要更多的条件。因此，更现实的考虑应该是立足于不搞一场政府主导的、全国范围内由上而下的综合性乡村建设运动，代之以逐项调整各种不利于乡村发展的政策，逐项改革各种不合理的制度，把和农民从这些制度桎梏中解放出来。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在此前提下，也不排除某些具备一定条件的地区按照“主流”或“另类”模式的设想，搞一些乡村建设的实验区。如果这样的乡村建设由地方政府主导的话，是不是采取搞运动的方式还有待探讨。因为就韩国新村运动看，群众运动是一把双刃剑。其消极的一面，除前面已经指出的煽动非理性和鼓励投机等各种恶果外，还有群众一旦动员起来就很容易导致失控，其行动方向说不定很快会调过头来，指向动员者自身。就中国目前农村基层普遍存在官民对立这一现实情况看，极有可能引发比较严重的动荡。其积极的一面是，被高度动员起来的群众从某种意义上看能够弥补民主监督程序的缺位，对地方和基层官员的腐败行为和官僚化作风具有抑制作用。新村运动之前，韩国地方官员普遍对乡村发展和农业推广项目缺乏兴趣，政府建立的涉农部门基本丧失服务功能，不能为农民提供任何像样的服务。而新村运动开展以后，这些部门在没有进行任何管理体制变革的情况下忽然就改变了态度，在农业推广、农村信贷、农产品流通等方面都做出了出色的努力，加上政府调整了农产品价格政策和城市工业具备了向农业提供投入品（化肥、农药等）的能力，取得了新村运动的两项主要成就，即主要品种的粮食生产基本自给和农民家庭收入赶上并在某些年份超过城市工薪家庭的收入。当时韩国政府实行了一种被称之为“双价格”的农产品收购政策，即政府充当“愚蠢的商人”，高价收购农民的粮食，再低价买给市民，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增收的积极性。而我国政府前些年实行的“保护价”收购政策为什么执行不力，农民不能从中受益而国有粮食部门则可以上下其手、花样百出，甚而与“粮贩子”勾结起来欺压农民？这一比较就见出了新村运动的上述好处。而随着“愚蠢的商人”越来越聪明，“双价格”政策经逐步调整而越来越趋近“单价格”，韩国农民的家庭收入重新回落于城市工薪家庭之下，新村运动的这项“成就”也就大打折扣了。

　　如按主流倡导的“以工哺农”模式进行乡村建设，也会出现上述问题，即在“工”与“农”之间存在一个庞大的由乡镇和村组干部构成的具有自己独立利益诉求的阶层，这一利益群体与广大农民的利益取向至少是不一致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这种情况类似于横贯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国有粮食部门，其结果是一方面政府拿出了巨额粮食收购资金，而另一方面的农民却得不到什么实惠。目前政府正在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某些省份已经放开粮食收购，同时实行对农民种粮按面积进行直接补贴的政策，就是想绕开中间这个“黑洞”。同理，主流模式的倡导者也应该有办法保证，“以工哺农”最后不会变成“以工哺干”。就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看，选择的空间其实不大。办法之一是“搞一场新农村运动”（林毅夫语），发挥上述所谓群众运动的“积极一面”，但同时得考虑到这把双刃剑的另一面。还有一种办法是确实落实我国目前实施的村民自治制度并扩展至乡镇一级，通过基层民主建设让农村基层干部的利益与广大农民的利益一致起来。从这样的角度看，基层民主建设实际上是进行乡村建设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