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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另类”发展的范式——韩国新村运动与中(9)

2017-02-08 01:02

　　如按“另类”模式进行乡村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能更多。现在提出的另类模式虽然不少，但基本不超出梁漱溟当年所谓把中国人的“老道理”与现代社会的“新办法”结合起来的思路，只是这里的“老道理”和“新办法”被赋予了一些新的内涵。如贺雪峰的“老道理”包括了当年的合作社、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和以工农为主角的群众性文艺活动等，认为这些东西如果在“新办法”下再生，可以为农民创造一种“低经济成本和高精神福利”的生活方式做出贡献（贺雪峰，2003a ，2003b ）。而温铁军的“新办法”则看中了生态文明思想，重视人与的和谐、生态循环和永续利用。其次，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对所谓“新自由主义”的拒斥和对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的持守。因而他们构造的理想乡村社区是一种与基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主流社会”有所间隔但不完全隔离的“另类社会”。这种“间隔”不是目前的所谓“城乡隔离制度”或“一国两策”之类的制度性东西，而是居于“另类社会”中的村民们所具有的一种共同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于是，另类模式的乡村建设，一项主要任务可能就是把村民们由“经济人”改造为“社会人”或“道德人”。但这样一来可能会遭遇梁漱溟当年所谓“我们动员而乡民不动”的问题。实际上，韩国新村运动于1980年代后的没落或消亡也可以归因于其精神启蒙项目的不成功。新村运动官方的说法是，运动“失去活力”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争取到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信任”，由于政治强人遇剌和强人政治不再，“年轻一代中普遍存在的不信任和误解于1980年代急剧恶化”（National Council of Saemaul Undong Movement in Korea，2003），导致了新村运动的挫败。而新村运动中在集体主义旗帜下建立的各种设施如公共活动中心、公共澡堂、公共洗衣处、医疗站和村办等，或早已不复存在，或为市场经济体制所“收编”。当然，这里并不是想说，类似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的理想社会就一定不能长期存在，美国目前的乡村中就有一些符合“有机社会理想”的小社区，但这种在外人看来具有“准宗教”性质的社区，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其存在本身，没有普遍性示范作用。也就是说，另类模式的实践即便在某一具体时空中取得某种程度上的成功，也不可能在中国广大乡村地区被普遍复制。中国目前的乡村中也有这样的社区，但它与“主流社会”的间隔，与其说靠的是它那一套价值体系，不如说靠的是基于强大的集体经济实力和强人政治式的社区治理之上的那一套“外圆内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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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如果排除了通过一场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社会运动来解决中国目前存在的严重农村问题这种想法，“主流”与“另类”是可以在中国乡村建设的实践中并存的。我们可以考虑这样一种方案：政府致力于解决“一国两策”问题，促进乡村城镇化和乡村经济市场化并落实基层民主建设。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目前的政府扶贫基金管理体系上进行改组重建，成立中国乡村建设基金。有志于乡村建设的主流或另类模式倡导者，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都可以在争取到了一定的民间、海外或来自地方政府的资金后，向“中国乡村建设基金”的政府管理机构申请1：1或1：2的配套资金。具体的乡村建设项目由申请者主导并有众多志愿者的热情参与，而政府的基金管理机构只是与民间或地方出资者共同对项目进行监督与评估。如此意义上的乡村建设，将是一种政府提供财政资助、民间共同出力、由各种非政府组织主导、有众多志愿者热情参与、由多种多样小范围内的乡村建设实验所构成的乡村建设运动，如粱漱溟等人当年所做的那样。而且，这种方式也不排斥某些有条件的地方和基层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如当年阎锡山的地方政府在山西所做的那样。而对于“另类”发展模式的追求者而言，目前需要的不是寻求一个已有的成功范例，而是把自己的或理想付诸行动，创造出一个个适合不同地区具体情况的成功范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