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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另类”发展的范式——韩国新村运动与中(7)

2017-02-08 01:02

　　第一阶段改善乡村居民生活环境条件的项目，主要包括换房顶（把传统的草房顶换成铁皮或其他比较坚固的房顶），修院墙，绿化荒山，修整村中的小巷，建公共澡堂、公共洗衣处、公共饮水设施，以及卫生保健等福利项目[⑥].批评者往往批评政府把大量资源浪费在这一类“消费性”项目的建设上是为了突显政绩和收买人心，从而忽视了为未来发展奠定一个可以产生收入流的坚实基础，这也不无道理。因为这一类改善生活环境的项目比较直观，而且立竿见影，所谓“看得见摸得着”，的确利于政府各级负责人彰显其政绩。同时从运动策略的角度看，也有利于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和培养其“勤劳、自助、合作”精神，为运动的精神启蒙项目打下基础。

　　新村运动的基本动员单元是村，所有新村运动项目都是在村级水平上开展的，因此，所有项目的工程规模也不超出一个村的范围。有者指出了这种动员方式的优点，如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较高，因而容易处理和协调合作中的利益关系等，但其缺陷也很明显，即上不了大项目导致低水平重复和浪费，这在第二阶段的发展生产和提高收入项目方面体现得比较充分。发展生产和提高收入项目主要包括：农田水利建设和改造、合作耕种、发展养殖业和牧业、普及农业新技术和高产优质品种、建设和完善市场渠道及相关设施、建立新村工厂（村办）和发展非农产业、在乡村部门内增加各种有薪酬的就业机会等。我们现在选择一个关键年份，即第一阶段结束和第二阶段开始的1974年，看看新村运动项目的执行情况与政府投入水平（见下表）。

　　1974年新村运动已经进入其全盛期，并由乡村而城市，出现工厂新村运动、公司新村运动、学校新村运动、街道新村运动等，全国各地无处不新村运动。但就上表看，新村运动的总投入占当年GNP 的比重是很低的，政府投入总量也不多，占当年政府财政预算的比重非常低。就投入方向看，居首位的仍然是生活环境改善项目。整个新村运动期间，各种项目的投入与执行情况也大抵如此。当时发动新村运动有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即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尤其是涌入汉城及周边地区，给城市社会管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政府希望“建设更美好的村庄”，把更多的人口留在乡村地区，但效果并不明显。[⑦]然而，韩国新村运动期间，城乡差距的确缩小了，并出现有些年份农民家庭的人均收入高出城市工薪家庭的情况；乡村面貌和乡村发生了根本变化，促进了乡村地区二、三产业的发展；农业生产取得了长足进步并基本做到了粮食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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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讨论：“主流”与“另类”的汇流

　　作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建设运动的韩国新村运动，在缺乏群众基础或者说乡村民众的反应并不积极的条件下仍然持续了近10年之久并表现出相当的活力，其动力机制何在？常为人提及的理由是强人朴正熙总统的热情推动。另有者则从群众基础方面找原因，指出饥荒是其之所以持续下去的一个极重要因素。韩国当时还做不到粮食自给，乡村中普遍存在季节性饥荒。每年的4-6月，许多农户都存在粮食严重短缺（Chang Soo Choe，2002）。因为贫困和克服饥荒的需要，农户在政府强有力的组织动员和支持下集体行动起来，像政府号召的那样本着“勤劳、自助、合作”的精神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生产和提高收入。这也可以解释，1980年以后，全斗焕总统恢复新村运动活力的尝试为什么失败，因为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饥荒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记忆。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当初朴正熙总统进行宣传动员的那一套意识形态和组织动员手段已经失效，而新总统除了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外，又找不到任何有效的动员方式。

　　也可以说，韩国新村运动的启动虽与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和高超政治手段有关，而能持续10年之久也有其利益基础。实际上，当时政府对新村运动项目的投入并不大，只占其财政支出的很小份额，相对而言，政府投入的人力则非常大。自总统以下，政府机构中几乎人人都能感受到层层下传的运动压力，逼着他们延长工作时间，在本职工作之外参加乡村中的“自助”工程或帮助农民们“提高觉悟”。政府官员之外，警察、教师、邮差等“吃财政饭”的人和地方军队也都在强大的运动压力下动员起来了，所谓“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另一方面，全国各地的乡村也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这种随运动而来的政治压力（Brandt，1982）。这种运动氛围，我们人应该再熟悉不过了。运动来了，你必须有所表示，做些什么以表明你是支持而不是对抗运动的。个人如此，单位亦如此，一个单位的负责人更须如此，否则将成为运动的牺牲品，而运动从来不嫌牺牲品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