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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另类”发展的范式——韩国新村运动与中(3)

2017-02-08 01:02

　二、乡村建设运动之启动背景

　　韩国新村运动启动时，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已经初见成效，人均GNP 由1960年的85美元猛增至1970年的257美元，10年间翻了两番。同时，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在急剧拉大，乡村劳动者与城市工薪阶层的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乡村人口开始大规模向城市流动。一般认为，这是当时的总统，自称“贫农之子”（son of the poor farmer）的朴正熙发动新村运动的主要原因（Park Chung-Hee，1979）。而导致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者的解释则各有不同。有的研究者强调政策因素，认为正是由于政府重视城市发展的政策，乡村部门长期受到忽略，政府各级官员普遍缺乏推动农业革新项目的热诚，中公共设施和生产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制约了农村发展，而农产品贸易的市场条件又对农民不利，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农民消费的制造品价格而言非常之低，导致了“农业生产几乎不能产生收益，农民长期以来从事农业生产而达不到维持生计的水平”（Kim Young-Pyoung，1985）。

　　强调—人口因素的研究者则指出，城乡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乡村部门存在大量隐性失业人口。按当时官方对就业的界定，每周工作1小时以上即为就业，因此农村人口的失业率在1971年只有1.5%，即乡村部门几乎为充分就业的。然而通过季节性就业指数发现，当时（1971年）按月统计的就业指数波动非常大，从12月份的72%到6月份的125%不等（均值为100），即12月份的就业人口只有6月份的57%，意味着乡村人口中存在严重的季节性失业。如果按一个人每天工作8小时，一年工作280天，则乡村部门的就业率只有65%（Ban Sung-Hwan ，1974）。

　　由于大量隐性失业人口的存在，乡村部门内部又缺少常年性非农业工作机会，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就很难提高。1971年，韩国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其制造业部门的23%（Korea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1972：12）。而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低下，又被认为是导致农业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如韩国从1962年到1971年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其中，农业部门的年均增长率只有3.7%，非农业部门则高达17.9%.乡村部门的低就业率、低劳动生产率、低增长率，导致了城乡之间巨大收入差距的存在。1969年，韩国农户的家庭收入只是城市工薪阶层家庭收入的65%，1971年为80%（Ban Sung-Hwan ，1975）。

　　因此，通过实施新村运动的各种项目，一方面可以向农民提供大量工作机会，从而增加农户家庭收入；另一方面，通过改善农村生活和生产环境，可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由此构成了对新村运动“合法性”的基本辩护，即通过论证新村运动的“经济合理性”来证明其“合法性”。相应地，前述强调政策因素的观点也可以看成一种“道义”辩护策略。即是说，政府长期以来实施的城市导向的政策忽略了乡村部门的发展，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通过实施新村运动调整这种不合理的政策导向，因而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

　　如前所述，学术界许多倡导乡村建设运动的学者也基本上如此为其主张辩护，认为政府从道义上说应该肩负起乡村建设的义务以解决或缓解日趋严重的农村问题，因为过去几十年间，政府选择了一种牺牲农民利益的经济化战略模式，如今国家经济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理应回馈农民，通过“以工哺农”模式支持乡村地区发展以缩小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而且以政府现在的财力和行政动员能力，国家也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而如果任由农村问题恶化下去，则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的稳定，葬送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

　　然而，经济上合理，道义上当为，并不构成政府启动乡村建设运动的充分条件。进一步研究韩国新村运动的启动背景，我们会发现，像这样一种标志国家基本发展政策发生重大转向的综合性社会运动之启动，还必须符合具体环境中现实的运行逻辑。韩国的城乡失衡问题为什么会在1970年代初受到最高领导者的高度关注并很快转化为政策行动？有研究者指出，朴正熙总统领导的民主正义党，其基本支持票源是乡村中的农民，而反对党的支持者则在城市。有证据表明，1970年的时候，朴尤其需要得到来自乡村部门的更有力支持。[②]也就是说，朴正熙总统发动新村运动的基本动机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因此有人指出，“新村运动只是延长其专制统治，改善其政权合法性的一种工具”（ National Council ofSaemaul Undong Movement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