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另类”发展的范式——韩国新村运动与中(6)
2017-02-08 01:02
导读：乡村中引人注目的新村运动积极分子是那些被称为“新村领袖”的人。这样的人物每村两人，一男一女，由村民大会选举产生。上，20岁以上的村民，无论
乡村中引人注目的新村运动积极分子是那些被称为“新村领袖”的人。这样的人物每村两人，一男一女，由村民大会选举产生。上，20岁以上的村民，无论是否受过教育，也无论其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如何，都可以成为新村领袖。但实际上，绝大多数新村领袖都是40岁以上的人。新村领袖不拿政府工资，也没有什么正式赋予的权力，从性质上说，他们只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自愿服务于新村运动。然而，他们可能在运动中获得许多非正式的、非程序化来源的权力和利益。许多相关研究指出，他们在新村运动中起了关键性作用，是把各种变化和创新引入乡村社区的中介。本村新村运动中选什么项目、怎样执行这些项目，他们都有建议权（Rondinelli，1983）。韩国政府于1972年成立了一个新村培训院，这是新村运动中一个成绩非常突出的机构，其主要职责就是培训这些新村领袖。1973年，新村勋章（Saemaul Medal ）纳入政府奖励系统，新村领袖作为一个奖励类在其中单列出来，地位显著。这一年还召开了全国新村领袖大会以增进他们的荣誉感，此后发展成一个经常性组织。有人对新村领袖进行研究后指出，85.2%的新村领袖是真正的农民，其中92%的人从其祖父辈就居住在本村；83.4%的人表示，做新村领袖是为村庄和本村村民做贡献；约47%的人把当新村领袖视为一种荣誉；30%的人则表示，做新村领袖属于那种值得尝试的事情（WhangIn Joung，1982）。
中国学术界的乡村建设运动倡导者们似乎还没有具体探讨他们千呼万唤不出来的乡村建设运动如何启动与组织管理的，但从他们频频把韩国新村运动引为范例，急切呼吁政府充当启动者、组织者和主要出资者的理论主张看，这样一场运动的组织动员模式应该类似于韩国新村运动或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对于前者，我们还很陌生，虽然常常为人提及但少有深入研究者；对于后者，我们很熟悉，但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还缺少共识性研究成果，政府到目前为止也似乎没有什么定论性的东西。因此，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尤其是“另类模式”的倡导者们应该有必要也有义务阐明，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下，只要意识形态动员得当，项目规划，政策和措施得力并充分尊重农民的利益诉求，用搞运动的方式进行乡村建设这种模式也是可取的。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四、乡村建设运动之具体展开
如前所述，韩国新村运动始于1971年初政府实施的一个实验性项目。其很简单：政府向每个村免费提供335包水泥，让各村自行决定如何用它们来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同时，政府也提出了十大建议性项目，但不要求强制执行。有的村庄利用这些材料进行公共设施建设，如修建公共饮水设施、修路架桥等；有些村庄把水泥平分给农户让农户自行决定其用途，而有些农户则干脆把水泥拿到市场上卖了。官方的事后评估还是比较乐观的，认为全国33267个村庄中约1/3的村庄对这些水泥的利用符合项目目标，政府的项目总投入为850万美元，导致了2500万美元的产出（Chang Soo Choe，2002；Rondinelli ，1983）。
这一项目的实施也使政府坚信，政府的投入若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必须有广大乡村民众的积极响应，因此必须加强对民众的“训导”，对他们进行“精神启蒙”。于是，“精神启蒙”成为开展新村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而且愈到运动后期，精神启蒙愈加变得重要了。同时，政府根据各村在实验项目中利用政府投入的效率对其进行分级（全部村庄被分为3个等级，分别为自强村、自助村和基础村），由此决定政府今后对其“自助项目”的补贴水平，即政府通过项目补贴（包括贴息贷款）来鼓励先进和促进后进。划入基础村的，经过努力可以升入自助村、自强村，从而获得更高水平的政府财政支持。
韩国民政部把1970年代的新村运动分为三个阶段，所进行的工程项目也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改善生活环境条件项目、生产和增加收入项目、精神启蒙项目，各个阶段的重点有所区别。第一阶段（1970-1973）的主要目标是改善乡村居民的生活环境条件，政府确定进行运动成绩评比的项目优先次序是改善生活环境-增加家庭收入-转变态度（reform ofattitude）；第二阶段（1974-1976）的主要目标为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评比的项目优先次序调整为增加家庭收入-转变态度-改善生活环境。第三阶段（1977-1979）的主要目标是精神启蒙，通过启蒙全面提高和巩固运动成果。[⑤]这一阶段政府还在克服新村项目规模过小、加强区域合作、密切城乡工农关系等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同时鼓励特色种植和养殖并兴建农业和制造业相结合的园区，引导农民通过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增加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