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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另类”发展的范式——韩国新村运动与中(4)

2017-02-08 01:02

　　问题一旦涉及到新村运动启动者个人的政治动机，往往会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很难形成一个公认的持平之论。但可以肯定，新村运动之启动是出于当时韩国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意志，在这一点上是不存在什么争议的。早期（1970年代）的研究者一般都会强调，新村运动源于朴正熙总统的一个长期愿望，即“把传统落后的乡村部门变成现代进步的希望之乡”。在1970年4月举行的一次全国省部长会议上，他正式号召要搞一场以“勤劳、自助、合作”为精神主旨的乡村建设运动，并把这样一场运动命名为“新村开发运动”（SaemaulKaggugi Undong，or New Village Cultivation Movement；Ban Sung-Hwan，1977）。]随后，韩国中央政府便根据其批示搞出了一个名为“新村运动”的试验性项目计划，新村运动因此开展起来了。有研究者指出，政治领袖的强有力干预和对于新村运动的成功展开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有时候这种影响甚至通过总统对地方政府直接施加压力的形式来体现”。有人统计过，在1970年代的一年一度新年新闻发布会的总统演说中，有关新村运动和乡村发展主题占总演说时间的比重为第二位，仅次于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主题所占用的时间（Whang In Joung，1982）。而在朴正熙总统于1979年遇刺之后，新村运动也随之失去活力。后任总统曾投入数倍于前任的政府财力想恢复新村运动的活力，结果却以政治丑闻收场（Yoon Jae Kul，1987）。

　　由此可见，政治因素和领导者个人的意志对于这样一场综合性社会运动是极端重要的。客观上看，韩国当时的乡村人口约占全国人口总量的50%（1971年的数据为46%），农民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具有人数众多但组织化程度很低的特点，尚未形成独立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组织形式。当时虽然有一个全国性的农协组织（National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Federation，即NACF），但它只是一个附属于政府的机构，农民们并不认为它是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也不能从它那里得到什么像样的服务，就其功能看“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买卖化肥的公司”（ChangSung Uk ，1986）。面对这样一个分散于全国约33000多个村庄中的由一个个小农户构成的利益群体，任何政治组织都没有能力深入乡间把他们充分动员起来为其所用，只有执政党能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庞大行政组织体系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从现实政治运行的逻辑角度看：1）农民人数众多，如果组织动员起来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2）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没有自身利益表达机制；3）惟有执政党可以借助其掌握的庞大行政组织体系把农民动员起来，但必须耗费巨大的组织资源、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因此，执政党及其领导人只有在认为很有必要的条件下（如政权的稳定性面临强有力的挑战），才会把上述“经济上可行，道义上当为”作为一个理由、一种条件或一个纯粹的政治借口来认真对待，通过启动乡村建设运动来代表农民的利益诉求，同时让农民这个庞大的利益群体成为自己的坚定支持者。

　　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目前的经济与政治背景与韩国当年有许多相似之处。就经济背景看，中国现在的情况比韩国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一般按国际经验，城乡收入差距在1.5倍的范围内属于“正常”，因此韩国当年的情况并不算很严重，而中国现在的城乡差距却是世界罕见。按中国官方提供的数据，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比为2.6∶1，1985年降到了1.9∶1.此后情况逆转，1994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了2.9∶1.从1995年到2002年，在经过一小段起伏后，城乡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到3.1∶1.2003年的统计数字还没有出来，但估计可能会扩大到3.3∶1或3.5∶1.[③]而且有专家指出，农民的实际收入应该大大低于官方统计的数据，因为相关数据的比较分析表明，农民的收入被严重夸大了。再考虑到农民的收入还要用于生产性投入，并且很少能获得城市居民那样的社会福利补贴，因此有人估计，实际上的城乡差距可能已经达到了5：1或6：1以上（农村经济绿皮书，2003：226、17-18、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