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25年：谁分享其利？毕业论文(10)
2017-08-15 03:03
导读：显然，利益受损群体（卢周来先生将其称为“劳动力集团”）对目前的改革模式的信心和支持趋于下降，是不奇怪的，而获益群体的炫耀性消费又进一步增
显然，利益受损群体（卢周来先生将其称为“劳动力集团”）对目前的改革模式的信心和支持趋于下降，是不奇怪的，而获益群体的炫耀性消费又进一步增加了受损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对利益受损群体而言，他们期待的改革应该包含对利益分配的重新调整，除了纠正行政部门“自我利益化”所带来的直接利益转移之外，还必须建立起码的社会保障体制和社会救济机制。
在获益群体中，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满足于改革停滞不前的状态。现在，对日益“自我利益化”的行政部门实施改革显然已经成了中国下一步改革的主要任务。获益群体中的第一类人赞成这样的改革：重申小政府的构想，控制行政部门的收支，改革行业垄断等。因此他们希望改革由经济层面进一步推进到政治层面。但是，对于因行政权力而获利的体制内成员和体制外暴富阶层而言，他们却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改革，而是希望维持经济政治制度的现状，拒绝进一步的改革，以延续其获利方式。
由此看来，只有因行政权力而获利的体制内成员和体制外暴富阶层，才支持当前不触及行政权力的改革思路；而其他社会群体都希望在改革中增加新的。显然，希望维持制度现状的只是总人口中的很小一部份，而绝大多数民众都希望深化经济政治改革。利益受损阶层需要比较公正地实行利益分配的机制，希望约束行政部门“自我利益化”的倾向，并要求暴富阶层承担更大的社会义务；对因市场经济发展而获利的群体来说，他们要求改革增添新的保障公民权利的内容，以免遭到行政部门“自我利益化”的过度扩张之侵害。
可以说，当前社会上对改革的信心下降和支持不足，是因为现有的改革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希望为改革赋予新的内容，也就是要对行政权力本身进行改革。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注释】
[1] 中央政府提高农产品收购价首先是对农民的一种补偿行为，尽管确实因承包制等原因获得了长足的增长，但农民收入的提高在这一阶段很大程度上来自提价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而不能完全归结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1979年为例，农民的货币收入比上年猛增32.3%，开创了最高水平，而当年的农业净产值按可比价仅增长7.2%。
[2] 1979年至1985年间，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9%，而同期银行的工资性现金支出的增长率为16.4%，职工工资的平均增长率为13.5%。显然，这一增长主要是因为中央政府要提高职工工资、归还对职工长期低收入的欠帐，但由于这种财政的“让利”以超过生产增长的方式来实现，所以不可能长期推行。
[3] 在计划体制下，每个国有都只是资本的使用者。如果不改变这一情形而进行价格改革，由于所有者“不到场”，资本的利益势必受到大量的侵害，“工资、奖金、劳动福利、各种‘公款消费’，包括大量奢侈品的消费所体现的个人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生产的增长，由此导致资本收入在净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大大下降，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用于投资积累的利润收入大大下降，甚至大量资本折旧也转化为收入分配的对象，滥用职权及贪污腐败，更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见樊纲的《渐进改革的经济学》第186页）。因此，所谓的“分光吃尽”是企业改革长期推延的必然结果，而在当时，其短期效果则是通货膨胀压力的加大和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增大。
[4] 邓小平接见的外宾中包括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大将等。邓在谈话中关于“价格闯关”的话可参阅当时《人民日报》的报导。
[5] 有人认为，1989年政治动荡之前的经济改革所产生的一些因素“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新的不平等的条件。这些因素是1989年社会动员得以实现的基本动因”。这种看法的实质是，1989年政治动荡的基本动因是对新的社会不平等的抗议。但是，这种看法不能解释的是，为何社会长期实际存在的社会不平等──城乡身份不平等、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所有制不平等、以及计划体制内的等级不平等──都未造成如此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而恰恰是新的社会不平等造成了社会抗议。因此，这些论者不得不将结论转变为“人们在这里质疑的并不是计划经济及其后果（这当然不是说人们赞成计划经济，而是因为现实是在制度转化过程中而来，从而质疑首先针对的是这一过程本身），而是在改革的名义下进行的利益分配的合法性（国家代表谁的利益进行再分配？）和分配过程的程序合法性（根据什么，以何种程序实施行政管理和监督，是否合法），等等。”可是，这样的说法还是不能解释，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点的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并未涉及到“存量”资产的实际分配，而主要是以价格改革的形式推进。这就意味着，所谓的利益分配（转移？）主要体现在部份人对改革政策的利用之上，而不是国家有意识的利益分配行为；恰恰相反的是，国家自1979年开始有意识的利益分配行为是大多数人能够“端起碗来吃肉”的主要原因之一。既然“官倒”、腐败等等活动的参与者都是个人而不是国家本身，因此，上述说法解释不了何以1989年的政治动荡有如此强的针对国家本身的政治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