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25年：谁分享其利？毕业论文(4)
2017-08-15 03:03
导读：随着“价格双轨制”的推开，其弊端开始显露。首先，在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也就是经济的微观基础）并未经过所有制改革，“价格双轨制”给这些企业带
随着“价格双轨制”的推开，其弊端开始显露。首先，在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也就是经济的微观基础）并未经过所有制改革，“价格双轨制”给这些企业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并不会被转化为资本积累，而是被用于提高奖金福利，直接推动总需求的扩张和通货膨胀[3]。其次，“价格双轨制”为投机者通过价格差异牟利的活动提供了机会，国有部门的内部人与体制外投机者的相互勾结、不当套利行为越来越普遍；一些行业和企业也利用“价格双轨制”的机会，借用自身的地位和资源获取利益。再次，“双轨制”的运行加上实行“放权让利”措施，使财政收入不再能与经济增长同步增加，赤字财政开始出现。
所有这些都给中央政府带来了新的课题。自从1986、1987年间的“经济软着陆”之后，经济再度过热，而根本的难关仍然指向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的二难选择。正当主持经济改革政策的赵紫阳为此左右为难之际，1988年6月邓小平自己决定要实行“价格闯关”。他连续几天在接见外国来宾[4]时反复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决定“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在当时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邓小平关于“价格闯关”的决定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通货膨胀预期，结果造成了全国性的商品抢购风潮，对银行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于是“价格闯关”戛然而止，国务院将
经济工作的重点改为“治理整顿”。这一结局令中央政府、特别是主持改革的赵紫阳的形像大受损伤。在通货膨胀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民众对“价格双轨制”下大发横财的“官倒”更为痛恨，并由此产生了“改革造成社会不公”的印象。这与1989年的政治动荡有一定的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不应该被过份夸大。[5]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价格闯关”的失败预示着价格改革之路在中国已经接近其尽头，企业改革尤其是所有制改革实际上成了改革的不可回避的选择。但是，所有制改革必然对当时仍然占据主流的意识形态形成冲击，所有制改革的实际推行也势必给整个社会形态带来根本的转变。因此，所有制改革的前提就不能不与一定的政治改革相配套。正是所有制改革的必然性及其对政治改革的期待，在1988年至1989年间成为部份体制内官员、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共识，这是1989政治动荡的根本动因。然而，这种政治意志的表达遭到了坚持传统意识形态的力量之反对，并最终在发展过程中演变为尖锐的政治冲突，针对少数“官倒”的社会抗议运动最终成了一场动被暴力镇压的政治悲剧。
4. 社会分化的初期徵兆
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价格改革阶段中，对整个社会成员的福利得失最大的是宏观经济政策。相当多数人群手中持有的货币量持续增加，但总需求的不断扩张也带来了通货膨胀，又降低了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在，农民作为改革第一阶段得益最大的阶层，尽管继续保持着发展的势头，但与城市人口相比较，农民的收入开始相对下滑。并且，由于通货膨胀的因素，农民的实际购买力也呈现相对下降的趋势。可以欣慰的是，乡镇企业开始崛起，农民的就地非农转化进展迅速，此外，部份农民开始外出打工。因此，在农村人口整体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开始下降的同时，从事非农产业的部份农村人口的收益有所增长。
与此同时，城市人口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但城市居民内部的收入分化开始显著出现。一方面，城市中的工商业经营者群体迅速崛起；另一方面，“价格双轨制”的运行给了许多人通过差价赚钱的机会，并从中获得巨额收入。此外，由于“价格双轨制”的推行和总需求的持续扩大，体制内企业获得了相当多的利益，很大一部份体制内人员（包括事业单位和行政单位）的收入福利大幅度增加。相比之下，城市里奖金福利很少的工资收入者和退休人员的实际收入增长缓慢，其中约15%至20%的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开始下降。[6]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因此，整个价格改革阶段是一个经济发展与社会分化同时进行的阶段。一方面，经济总量在持续增加，总需求持续扩大；另一方面，“存量”经济的内部改革并未适时出现，企业改革和行政改革一再推迟，社会分化日益明显。在农村，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收益增长的势头受阻，但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人口的收益仍在增长；在城市里，新兴的工商业阶层进一步成长，部份人因“价格双轨制”而获益，但大多数城市人口在物质利益有所增长的同时开始丧失计划体制下的安全感。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价格改革先于企业改革，体制内企业在大幅度增加员工的奖金福利的同时并未进行相应的资本积累，“短期行为”盛行，同时，企业内部也增加了相当多的冗员，加之行政部门对经济仍保持控制，适应市场竞争的企业机制未能及时建立，这些弊病在进入改革的第三阶段后开始逐渐发作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