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25年：谁分享其利？毕业论文(2)
2017-08-15 03:03
导读：二、经济改革25年：从“黄金时期”到进退维谷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走过了25年，在这一漫长过程中，不同时期各社会群体的
二、经济改革25年：从“黄金时期”到进退维谷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走过了25年，在这一漫长过程中，不同时期各社会群体的利益得失不同。笔者以为，可以把这25年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这3个阶段的递进轨迹表明，中国的改革从经历“黄金时期”到进入进退维谷的状态，是不可避免的。
1. 1978年到1984年：所有社会群体都能得益的“黄金时期”
这个阶段开始于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直到1984、1985年间“价格双轨制”的出现。在这一阶段，经济改革的特徵是“存量”基本不变情况下的“增量改革”。可以粗略地将这一阶段分为3个步骤。首先，经济改革率先发生在计划经济体制边缘的，随后是城市里处于边缘地位的人群开始了个体商业活动，中央政府则通过农产品收购价的提高[1]和部份放开市场（主要在小区域经济的范围内），促进了“改革增量”的产生。其次，这一“增量”的产生，加上中央政府降低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城市职工的工资[2]，推动了“存量”经济在体制不变情况下的活跃。比如，军民两用产品开始出现，企业把计划外产品按市场价销售，随之而来的则是企业开始发放奖金、增加福利。最后，随着“增量”部份和“存量”部份的收益的持续增长，人们对改革的信心增强了，这就为进一步改革注入了新的动力，改革也得以由“增量”领域进入“存量”领域、由农村进入城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使得国有企业经营方式的改革也选择了承包模式，这一改革不改变所有权，但能在一定程度上比过去有效地利用“存量”资源，从而进一步增加了经济改革的收益。
这一阶段的3个步骤就是曾经为一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帕累托最优”的改革。在这一阶段中，在旧体制下不能从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中获益的部份人群，开始从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中获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获益者是农民。在旧体制下，农民是高积累的承担者，却难以从高积累中获得多少好处。改革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让农民获得了自主经营权，由此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经济收入；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外出打工的机会，使农民获得了在农业和非农产业间选择的机会，也相应增加了其收入。可以说，农民是那个阶段里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游离在体制之外的城市第一代个体工商户的情况与农民类似。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改革的第一阶段同样也让体制内成员获益。在并未失去受旧体制保护的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由于“改革增量”的出现扩大了总需求，这些需求在短时期内只能由体制内企业加以满足，从而为“存量”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增量”，这又转化为企业员工工资和奖金福利的提高。因此，从改革开始直到“价格双轨制”出现，经济改革几乎为所有社会群体带来了收益。
但是，这一几乎为所有人带来利益增进的“黄金时期”的出现，依赖于以下几个特定因素的支撑：其一是中央政府对积累消费比例的调整，这种调整本身就是计划经济的一种行为，工资奖金福利的提高在短期内可以超过生产的增长，但却不可能长期这样持续下去。其二，由于改革前农业生产的极度低效率以及城市商品和服务的极度匮乏，这些领域经济活动的突然放开释放了巨大的初始能量，很容易取得惊人的增长率，但这样的初始能量难以持久，会迅速衰减。其三，在改革前“高积累”政策的支持下，中国已初步建立了一个体系，能在相当时期内支撑经济的，这就为中央政府暂时性地降低积累、同时增加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创造了条件，这也就是所谓的“吃老本”。因此，当这些因素的作用在短短的几年内很快弱化时，这一改革的“黄金时期”也就走到了其终结之时，中国不得不面临进一步的改革。
2. “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渐进改革中的两难选择
改革的第一阶段形成了计划体制与市场调节并存的体制格局。“存量”部份还处在计划体制中，“增量”部份（处在发育时期的多种经济成份和“存量”中压缩计划调节范围后给市场调节让出的那一部份）则采用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显然，下一步的改革目标必然是指向“存量”资源的配置方式。从逻辑上看，第二阶段的改革既牵涉到企业改革，也涉及行政部门的职能转变，用一个通俗的表达就是要“政企分开”；同时，第二阶段的改革还必然面临如何处理价格改革与企业改革的关系这一两难选择。要推行企业改革，就面临“存量”资产在计划价格体系下无法按市场价格体系“作价”的难题，按照这一思路似乎应该价格改革优先；但价格改革若先行于企业改革，则面临企业机制未转换的情况下企业行为不端正、往往把企业的新增收入大量用于增加员工工资和福利的情况，这必然会导致总需求膨胀和物价上涨，以及经济结构失衡和价格体系扭曲等后果，以致于单纯的价格改革无法达成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