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25年：谁分享其利？毕业论文(6)
2017-08-15 03:03
导读：6. 经济发展“新特点”：依赖“积极的财政政策” 伴随着“资源资本化”过程，企业改革延后的弊病在改革的第三阶段显现出来，国有企业开始日渐衰落
6. 经济发展“新特点”：依赖“积极的财政政策”
伴随着“资源资本化”过程，企业改革延后的弊病在改革的第三阶段显现出来，国有企业开始日渐衰落。这有3个主要原因：首先是上面提及的企业“短期行为”的后遗症，几乎所有国有企业都曾经在80年代总需求扩张阶段有过其利润增长的“辉煌”时期，但这些企业却未将所获利润用于资本积累，而是转化为消费，并积累起大量的冗员，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其次，国有企业改革滞后于价格改革的结果是，国有企业未能形成适应市场价格信号的内部机制，这给了新兴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很大的竞争优势。再次，因为未实行企业改革，企业的“内部人控制”现象普遍存在，腐败、转移、偷拿等行为层出不穷。结果，随着国有企业的日渐衰落，大批国有企业职工被迫下岗、失业、放长假或提前退休，他们成为这一时期的利益受损者。
由于体制内企业直接受到行政部门的管辖，其投资行为不能避免“长官意志”的干扰，并不得不负担起因为政府部门“自我利益化”而日益增加的“三乱”压力，这些都加剧了体制内企业的危机。企业改革滞后的弊端在改革的这一阶段还有其更深的影响。首先，企业改革滞后使得国有企业累积了大量的银行不良债务，使得银行普遍抱持惜贷心理，少数能够上市的国有企业从股票市场上获得资金后的新一轮投资也很不顺利，这一并压抑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动力。其次，与企业改革滞后一体两面的是各级地方政府对经济事务的高度介入，地方政府在这一阶段初期的经济扩张行为受到重挫，加上各行业普遍产能过剩，导致各级政府将地方财力投向公共建设而不是产业升级。再次，由于经济发展缺乏动力，以实行“宏观调控”和“分税制”为标志，尤其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政府通过增加税收和举债等方式，成为公共建设的主要角色，并以“抓大放小”为方向，使资源向垄断性企业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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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讲，运用积极财政政策，必然是用相对不具有效率的公共开支挤占原本可用于竞争性产业的资金。这一结论的隐含前提之一是存在着可以投资的产业，而这正是中国经济所缺少的。市场经济的推动力是寻找利润的企业家精神，如前所述，尽管以渐进为特徵的中国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为数不少的企业家，但由于发展时间短和难以获得金融支持而规模较小，他们难以担当起产业投资的重任。而国有企业则因为企业改革的滞延而投资乏力。尽管在以“资源资本化”为特徵的第三阶段改革中，资产更多地被集中到了“暴富阶层”手中，但他们更擅长在体制漏洞中而不是在市场中寻找利润，因此对正常的产业发展也兴趣缺缺。所以，尽管中国社会在1997年底已经基本实现了按照价格信号配置资源的基本条件，但却缺乏足够的市场资源配置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能会出现类似苏联东欧等国在激进转型之后的情形，即程度较轻但比较长期的经济萧条和投资萎缩。在笔者看来，这正是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主要原因。
中国无法象转型后的苏联东欧那样，在长期经济萧条和投资萎缩中逐步培养新的投资主体，其原因在于中国特有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之限制。由于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利益冲突日益累积，但中国却未相应建立起解决社会冲突的正式渠道，而仍然只是依靠中央政府的各种宏观政策进行利益调整；恰恰在此时，中央政府的利益调整手段又随着“放权让利”等而日渐弱化。在此背景下，所谓的“发展是硬道理”的意义就在于，由于中国不可能承受长期经济萧条所引发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所以只能依靠适当的经济发展速度来缓解利益冲突的程度。1998年之后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从这一角度来认识。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在改革之前和改革过程中，中国的财政与银行之间始终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央政府机构实行机构改革的基本办法就是将一部份行政人员“分流”至事业单位，但事业单位改革却至今未有实质性进展，因而“吃皇粮”的总人数从未减少。这使财政开支中相当大的部份不得不用于养“吃皇粮”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吃饭财政”。同时，随着国有企业的日渐衰落，银行和财政被迫将相当多的资源投注到国有企业当中。由此，财政、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形成了一个牢固的“三角”关系，并形成了企业对银行、银行对财政的倒逼机制。为了避免呆帐、坏帐的表面化，银行被迫通过“转贷”等方式继续向企业输血（这其中相当部份又以补发工资等形式回流到银行存款之中，这是近年来银行存贷差渐次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此就进一步提高了银行的呆坏帐比率，导致银行为了保持流动性而一方面大量吸收储蓄，一方面“惜贷”，并由此压抑了投资规模。银行投资规模的缩小也使得国内需求不振，财政的税收基础缩小，迫使财政向有限的税基吸取过多税收，这又进一步压抑了投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无法容忍经济衰退，只能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尽管谁都清楚，“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压抑对民间投资为代价的。而加入WTO、进一步设法吸引外资，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央政府在“积极财政政策”之外寻求增量的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