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25年：谁分享其利？毕业论文(3)
2017-08-15 03:03
导读：当然，究竟应该价格改革优先还是企业改革优先，不仅取决于经济考量，还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企业改革除了包含“政企分开”的之外（“企业经营承包
当然，究竟应该价格改革优先还是企业改革优先，不仅取决于经济考量，还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企业改革除了包含“政企分开”的之外（“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就是“政企分开”的形式之一），还意味着要改革企业的内部机制。“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虽然实现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的相对分离，但由于作为承包人的厂长经理只对资产的当期产出感兴趣，而对资产的增值不感兴趣，很容易出现所谓的“短期行为”。因此，建立能使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机制就成了企业改革的当然内容，而这又要求将计划体制下属于抽象的“国家”的资产量化转移到资产拥有者手中。这一转移在技术上的困难是资产“作价”没有市场价格体系作系的难题，而在意识形态上的困难则是可能被指责为否定公有制。
国有资产向资产所有者的转移不外有3种方式：一种是“证券私有化”，即按照国有资产总量颁发“资产券”，将“资产券”依据工作年龄等因素比较公正地分给全体公民，由公民个人持“资产券”认购企业的资产并成为企业的所有者；一种是“内部人所有”，将企业资产依据各种标准分配给本企业员工；第三种是市场出售方式，将企业上市出售，所得收入分配给企业员工、员工集体以及政府。尽管这3种方式都可以让政府和员工集体保留部份资产所有权，但这3种方式在当时的中国都不可能实现。第一种属于激进的私有化方案，面临不能逾越的政治障碍；第二种则因各企业的资产多寡贵贱不一，实行起来会造成严重的不公平，所以也无法推行；要实行第三种方式，其前提是有足够多的体制外资金来购买庞大的国有资产，这在中国也是不可能的。
在渐进经济改革模式下，政治上基本没有任何改革，因此经济改革必然受制于意识形态。但的吊诡却在于，意识形态障碍事实上把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孰先孰后的两难选择简单化了：由于企业改革因意识形态障碍太多而无法推行，剩下的选择就只能是价格改革先行了。于是，绕开企业改革而选择价格改革作为改革第二阶段的突破口，就成了当时政治环境下的最可能选择。因为价格改革既能为解决“作价”问题铺平道路，又能暂时避开意识形态争议。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3. 1988年：从“价格闯关”到“治理整顿”
在80年代中期，所谓的价格改革其实并不是以价格市场化为真正目标的，这又与渐进改革模式下的意识形态束缚有关。当时政府提出的改革目标是“建立自觉运用价值的计划体制，商品经济体制”，这种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陈述表明，当局对是否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仍处在摇摆不定的状态。同时，经济管理部门也习惯性地担心，如果完全实行价格市场化，就会出现经济混乱。另外，这些部门还想管住基础产品价格，只允许部份消费品的价格自由化。那时，由于基础产业远远不能满足日益膨胀的加工的需要，原材料和能源的轮番涨价导致制造业产品的价格急剧攀升，于是用控制基础产品价格的办法控制通货膨胀的想法就占了上风。
正因为如此，当时政府内部和参与政策的经济学家之间，围绕着价格改革的具体方式究竟应该“以调为主”还是“以放为主”争执不下。所谓的“以调为主”实际上是计划体制下价格管理模式的延续，强调不能让价格自由化，而只能由政府的价格管理部门测算“合理价格”后一次性调整到位。如果是这样做实际上就不再有什么价格改革了，因为无论价格管理部门如何调整价格体系，价格体系的计划管理方式并未发生任何变化。所谓的“以放为主”则强调要放手让价格自由化，对保守的政府管理部门来说，这简直是无法接受的。于是有人提出了一种折中的选择，即所谓的通过“调放结合”形成“价格双轨制”。这里充份体现了中国式渐进改革模式的特点，那就是回避理性的和合理选择，而是随时在变革和守旧中达成妥协。由于妥协往往体现了需要，所以对妥协型制度的不良经济后果往往是在所不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