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25年：谁分享其利？毕业论文(5)
2017-08-15 03:03
导读：5. 1992年至1993年的经济浪潮：“资源资本化” 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标志，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推动力首先来自于政治家的政治
5. 1992年至1993年的经济浪潮：“资源资本化”
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标志，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推动力首先来自于政治家的政治意志，但也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逻辑的自然延伸。尽管在这一阶段企业改革理应成为改革的主要，但在现实中，改革的实际内容却主要不是体现为企业改革，而是表现为所谓的“资源资本化”过程。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把国有企业视为其权力的基础和收入的来源，因此，首要的考虑总是巩固、加强并管住国有企业，而不愿意
放松对国有企业的控制。由政治家的意志所推动的这一轮改革，不太可能让各级政府放松或放弃对企业的控制，因此也就不会有真正的产权改革。其次，中国改革的模式是“由点到面”、由沿海而内地，沿海部份地区的经济成就刺激了内地的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又使得各级地方政府既有了实现自身利益的动机，也有了相应的手段──对土地、银行贷款的控制、地方财力、政策自主权等。在此情况下，向沿海并以各种方式“招商引资”的模式压倒了企业改革的要求。再次，在此前的改革进程中，“放权让利”等措施使城乡居民手中握有相当数量的货币，其主要形式是银行存款。由于大多数储蓄者既没有其他产品可供选择，也极度欠缺金融知识，对银行系统滥发贷款的后果不甚了了，这就为少数官商勾结者套取银行贷款从事房地产投机提供了方便。第四，价格改革中政府官员及其亲属的内外勾结以实现利益交换的行为为部份人带来了大量收益，这一结果具有某种示范效应，让金融、土地等部门的政府官员们看到了“榜样”。最后，经历了因1989年的政治动荡而出现的2年多经济萧条和政治压抑之后，大部份民众普遍期待进一步改革，这就降低了社会对“资源资本化”行为的抵制程度。
大学排名 就这样，政治家的政治意志、各级政府的扩张冲动、部份人实现自我利益的企图以及相当部份社会大众对进一步改革的期待，形成了巨大的合力，共同推进了1992年、1993年间的经济浪潮。在此期间，开发区建设、房地产热和股票热开启了土地和资产的资本化过程。其实质是：一方面将原有体制下尚未货币化的公有资源推向市场；另一方面则是利用改革前两个阶段积累起来的货币资产，并伴随新增的大量货币供应，形成泡沫型需求，其效果犹如赌场筹码的增发。短期内由于流通货币的骤然增加，经济呈现出突然的繁荣。其结果是，地方政府通过向银行负债、集资等方式扩张了本地经济的规模；部份国有企业通过增发股票获得了大量资金，并将资金转化为新一轮的投资和消费；房地产热则发生在部份地区，通过对银行负债的方式而将资产转移到了部份人手中。
混乱盲目的投资令经济过热，1992、1993、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高达14%、13.5%和12.6%。持续的需求膨胀一方面诱导着进一步的盲目投资，在大多数行业造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风险，另一方面又导致通货膨胀。政府不得不在1993年实行“宏观调控”，收缩投资。但一旦强行缩小货币供应，经济又骤然进入相对下降的局面。
这一阶段除了造成通货膨胀和宏观调控的一轮循环之外，还伴随着财富的大量转移。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通货膨胀给中下收入阶层带来的直接影响之外，这一阶段的财富转移的负面作用尚未立即表现出来：首先，由于“资源资本化”过程的买方主要通过负债形式获得银行贷款，这造成了银行系统的大量不良债务，给金融体制改革带来了极大困难，并增加了金融系统的风险，但其短期效果却只是转化为流通货币的增加，而不是可感知的国民财富损失。其次，公有土地增值本来是经济的整体发展的成果，这一收入理应为全社会成员所共有，在体制的转型期这一增值收入最好是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和各项公共开支，政府要充填社会保障基金“窟窿”，唯一的来源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有土地的增值收入。但中国的现实却是土地等公有资源被低价出售，土地增值收入大量流失，结果导致社会保障基金缺乏，但这在当时却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这里提到的财富转移当时具有相当的隐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