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25年：谁分享其利？毕业论文(8)
2017-08-15 03:03
导读：三、行政部门自“我利益化”的原因和后果 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是由行政部门为主体推动的，其形式就是“放权让利”。“放权让利”固然对改革的
三、行政部门自“我利益化”的原因和后果
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是由行政部门为主体推动的，其形式就是“放权让利”。“放权让利”固然对改革的启动发挥过有益的作用，但在行政部门改革滞延的情况下，结果却表现为行政部门的“自我利益化”。
1. 各级政府部门插手经济活动的积习不改
“放权让利”首先表现为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让渡权和利。从1980年的“财政包干”到1994年“分税制”的确立，各级地方政府逐渐取得了投资、管理和经营的自主权力。但是，“放权让利”所预期的“政企分开”目标却并未实现；相反，各级地方政府深深地介入了所管辖企业的投资、管理和经营行为当中。如果审视改革过程中行政部门的角色变化，可以发现，行政部门非但没有按照预期的“政企分开”去做，反而是继续紧密地与所管辖企业结合在一起。这一现象既是解读何以企业改革始终难以推行的关键点，更是解读改革的第三阶段“资源资本化”得以迅速蔓延的关键点。
今天中国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中的种种弊端都与这个问题有关：地方政府对政绩的追求是企业盲目扩张和重复投资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对于稳定的追求，则长期以来一直是实施国有企业破产制度的最大阻力之一（另外一个阻力是银行系统积累的呆坏帐比例过大）；地方政府对所管辖企业的介入，不但阻碍了企业改革，而且也是企业冗员增多和腐败行为增生的温床；各级政府对经济事务的介入，又是地方主义兴起的根源。
2. 行政部门的“自我利益化”：“以权谋利”
行政部门的“自我利益化”不仅体现在以机关或部门的名义从社会上或企业那里夺取利益，而且表现为行政部门内干部的个体行为。由于行政部门对经济的高度介入，拥有各种权力的部门和干部个人，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处置资源的权力换取个人利益。在价格改革阶段，这种方式表现为“批条子”换好处。可以说，那一时期是各级政府部门的干部们腐败的“实习期”，许多人就是在那个阶段认识到并掌握了利用制度转型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手法。而“价格双轨制”阶段参与“官倒”的官、商多数并未受到任何处罚，也在客观上产生了示范和鼓励的效果。因此，利用制度转型以寻找自我利益的实现机会，就成了权势集团成员的共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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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年代上半期，他们不仅将目光投向尚存在计划内外价格差异的部份生产资料──这是1992、1993年间钢材、能源等涨价风的直接驱动力，并且逐渐转向通过土地、金融资产和国有企业资产“以权谋利”。在“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和随后的大规模公用事业建设中，很多拥有行政审批权和利益分配权的行政部门成员和带有行政部门色彩的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都通过各种方式力图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掌握土地和资产配置权力的各级行政部门则通过寻租、腐败等方式，将原来名义上属于公产的这些资源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出让，从而分享了“资源资本化”的利益。
这事实上与俄国东欧一些国家的所谓“自发私有化”过程基本相似。很快，一部份干部通过“自我利益化”迅速“致富”的财富效应就在整个行政部门产生了反响，然后演变成各政府机构竞相利用执行公务的机会“以权谋利”。不仅各级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对经济事务的直接介入背后增添了政府机关本身的“谋利”企图，在掌握资源审批权力的部门及其干部那里，这种动机就表现得更加公开露骨，甚至把审批权“明码标价”。
现在各级政府中除了“推广普通话
办公室”这样的“冷门”机构缺少“自我利益化”的机会之外，几乎所有的各类政府机构都“开发”出了“适合”本部门情况的“以权谋利”，并且已经将这些方法“制度化”了。承担
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各行政部门，往往以经费不足为由，设立了各种名目的强制性收费规定，以满足本机关的集体利益和机关成员们的个人利益。当然，不同的行政部门有不同的手法。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各级
行政管理部门的“自我利益化”往往就表现为“三乱（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而过去承担行业管理的行政部门则轻而易举地通过行业垄断地位谋取超额利润，以满足其自我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