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结构转型缓慢、失业严重和分配不公制度症(2)
2017-08-18 01:17
导读：其次，特别需要分析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中高层领导，甚至一部分学者也认为，基层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是就业容量最大的地方。每当由于体制抑制和政策失
其次，特别需要分析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中高层领导，甚至一部分学者也认为，基层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是就业容量最大的地方。每当由于体制抑制和政策失误导致城市失业率较高时，便将眼光转向基层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希望在那里能拓展和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试图制定政策促使劳动力向那里流动。在农村，就业机会萎缩和劳动力被挤出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抗拒的规律。其经济学意义上的理由在于：（１）从农村的第一产业看，只能向外减少劳动力，不可能增加劳动力的就业。主要是因为容纳劳动力就业的耕地数量日益绝对减少；农业投入资本的增加，使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逐步提高，相对和绝对使用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农业的技术进步也使农业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２）分散发展工业的不经济，使农村大力发展工业受到限制。农村市场容量狭小，使工业的分工和协作受到限制；工业产业对规模经济要求较高，分散的农村工业规模太小，分摊成本较高；对地理上分散的各个农村的工业企业进行道路、电力、供水等配套，其共享性较差，投资较大，对于投资方讲，规模不经济，而对于企业来说由于条件不配套而外部不经济；特别分散的农村工业由于污染分散，加上管线、运营和维护等投资相对较大，其控制和处理没有经济上的可行性；（３）第三产业不可能在农村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是因为农村的低收入使得农户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较低，有关的家庭劳动不可能分工外化为服务业；由于人口分散，形不成聚集的消费市场，使一些服务业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没有达到盈亏平衡点的需求规模；农村的产业关联不复杂，分工和协作单一并且产业链条较短，其中的中介等服务业很难发展。简言之，通过发展农村来大规模增加就业，阻止和减缓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实际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想法。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目前，一些学者想通过学习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分别在６０—８０年代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来缓解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甚至一些学者还论证了要让农民在农村就业和居住，不要到城镇里来的途径和政策。实际上需要中国学者注意的是：（１）虽然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分别在６０—８０年代进行了新农村建设运动，但是，农业劳动力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向城镇流动和转移，农业劳动力的比率还是在持续地下降，城市化的水平在不断地上升；（２）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民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与中国失地农民不同的是，由于土地是私有的，在城镇扩大和结合部的地区，土地财产进入建设和房地产市场为他们提供了脱离农业，或者兼营其他非农业的资本，从纯农户演化成小工厂、小店铺、小房地产所有者企业的较多；（３）这些国家和地区农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虽然农业耕种的土地规模稍有扩大，但是农业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例越来越低，从事非农业所占的收入比例越来越高，大多在城镇中兼有工作。目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民总收入中只有１／５来自于农业经营；（４）从人均ＧＤＰ、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等指标来看，中国目前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在发展阶段上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提早了２０年以上。因此，需要反哺的农业人口相对比例大，提供反哺的城市人口相对少，财力薄弱，建设资金需要量大，是中国这次新农村建设的难点。
持上述观点的学者们忽视和很少讨论的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大量的基础设施是政府投资，大量的产业投资是大企业投资，而微型和中小企业在中国的城市中没有较好的生态空间，不可能像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那样良性地吸收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进而形成严重的失业问题。这不得不逼迫战略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将缓解就业压力的出路，无奈地转向发展农村来减缓人口流动和转移方面。许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忽视了一个关键方面，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人口密度比我们还大的国家和地区的结构转型经验看，如果在城市中积极鼓励投资和创业，大量地发展微型和中小企业，会不断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不会发生严重的失业问题，而且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因此，城乡能不能统筹发展，关键在于城市中能吸收大量劳动力就业的微型和中小企业是否能得以大量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