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结构转型缓慢、失业严重和分配不公制度症(5)
2017-08-18 01:17
导读：二是政府各部门的收费和罚款较多。政府收费的部门有 工商管理 、质检、城管等等，不收费的政府部门没有几个。２００５年进入统计的预算外资金可能
二是政府各部门的收费和罚款较多。政府收费的部门有
工商管理、质检、城管等等，不收费的政府部门没有几个。２００５年进入统计的预算外资金可能超过５０００亿，没有进入统计的预算外资金，也收了５０００亿。这些所谓“合法”收费罚款、乱收费、乱罚款，有相当部分来自于个体工商户、微型企业、中小企业身上。如果仅仅按照税收计算，２００４年ＧＤＰ税负率仅为１５．１％；加上政府征收的社保费，上升为１８．７％；再加上预算外收入，则实际的ＧＤＰ税费负担率为２５％，到了发展中国家的上限。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与许多国家税收大部分来自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和房产税，小部分来自于公司所得和营业税不同的是，中国ＧＤＰ中由事业社团及公务员收入和消费形成的比例较高，而且其大部分机构收入和消费并不征税，特别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员提供的个人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中的比例很低，大部分税收和收费集中来自于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因此，可以说中国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税费负担特别沉重。
三是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用于应付行政审批、执法、融资的灰色和黑色成本较高，主要支出于执法中的吃拿卡要、疏通行政审批许可和融资关系中的贿赂。①２００５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指出，投资环境政策是企业、政府官员和其他利益集团寻租行为的一个引诱目标。腐败会增加业务经营成本。腐败蔓延到政府高层时，则可能导致政策严重扭曲。世界银行的调查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企业预期在与官员打交道时要对他们行贿，因此许多企业将腐败列为对其运作最严重的障碍（世界银行，２００６）。个体工商户和企业的灰色及黑色支出，主要应归因于立法的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机构和公务员的不依法行政以及执法没有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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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着重需要讨论的是，财政体制中部门收费的下达任务、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制度，行政与利益相结合，执法与收费相关联，非常显著地激励着政府各行政办事、行政执法机构和公务员收费罚款立法行为以及
行政管理、执法收费和罚款的行为。政府各部门、行政性事业单位巧立名目和想方设法收费及罚款，成为个体工商户、微型和中小企业沉重的负担，对个体工商户、微型和中小企业造成的各种税外收费和罚款规模估计在３０００亿以上，甚至更多。如果按照２万元可以解决一个劳动力就业，仅政府收费和罚款失去的就业机会就达１５００万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财政，特别是地方财政，对许多行政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实行了经费完全自收自支、财政拨款和自己筹集相结合、允许党政机构办企业补充经费、全额财政拨款等等体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对党政机关办企业进行了清理，此项改革较为彻底；后来又对行政性收费进行了清理。但是，由于许多收入项目已经进入了供养机构和人员的支出，财政又无力也不想弥补，大量的收费并没有被清理掉；而财政进行的所谓的“收支两条线”改革，实际上将许多不合理的行政性收费合法化了，成为个体工商户和企业固定的负担。同时，各级财政又希望通过各机构多进行行政性收费和罚款来增加财政收入，因而普遍实行了超收奖励、罚款分成的体制。这样，许多行政性机构为了超额完成收费和罚款任务，正式和非正式地（如口头）确定目标和下达任务，并与行政办事和执法人员的工资奖励等挂钩，导致各行政部门和行政事业性机构立法时设置较高收费和罚款标准，行政和执法时以收费罚款任务和公务员利益为动力，并且各部门各机构重复收费和罚款。这一目前世界上可能是中国特有的财政——部门收支体制已经使个体工商户、微型和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相当恶化。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另外，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政府各部门对于微型和中小企业越来越多的收费和罚款动力，也越来越多地形成于１９９４年以后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改革逼迫。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从１９９３年的７８％下降到２００４年的４２．７％。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没有相应的变化，一直在７０％左右的水平上波动。特别是县乡级财政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更低。地方政府用４３％左右的相对财政收入支撑了７０％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与分税制改革前地方政府用６８．４％的相对财政收入仅仅支撑５９．０％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恰恰相反。这说明我们的分税制在明显提高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给地方政府带来了一定的事权与财权不统一、收支不平衡等问题。由于从开支来源结构上看，中央与省靠税，市地靠税、土地和收费，而县乡开支的３０％、甚至５０％只能靠收费和罚款来维持。这样在县域经济中，收费、罚款越多，个体工商户、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越少；个体工商户、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越少，由于税费来源少，其向他们的收费、罚款就越重；越是这样，县乡经济越是投资少、生意少、创业难、就业机会少，其失去了吸收附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功能，使剩余劳动力过度地向大中城市转移和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