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结构转型缓慢、失业严重和分配不公制度症(3)
2017-08-18 01:17
导读：二、政府规制体制和行为对创业和就业容量扩大的严重影响 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特别是８０年代末和９０年代初，一些原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
二、政府规制体制和行为对创业和就业容量扩大的严重影响
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特别是８０年代末和９０年代初，一些原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有经济比重较高、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在资源配置方式方面向市场经济转轨，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或者转向私有制，或者转向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也大都采取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至今，虽然在就业结构转型和扩张就业容量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结果并不十分理想，体制转轨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体制和结构双转型国家的城镇失业压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则更大。中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ＧＤＰ高速增长，但是，ＧＤＰ的形成中投资的比率较高，工资等形成的比率较低，即工资分配率较低，增长的内容是大企业的产出和办公楼、公路、电站等社会性和基础性的内容，这种增长方式对持续就业的贡献较小，形成高增长而低就业的局面，人民生活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并不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转型时期提高得快，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广大劳动者能参与就业和分配的微型和中小企业，与国际同期转型国家和地区相比，数量太少。为什么中国体制的转型和战略的调整在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公平分配等方面没有获得满意的成效呢？笔者认为，需要从政府和社会观念、行政规制、部门利益、政府和部门行为等微观制度层面去探讨其症结。
微型和中小企业虽然对国民经济就业的贡献很大，但是，与大型企业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从资本有机构成看，为劳动密集型，全部收入中劳动收入的比例很大；利润相对于大企业水平较低，微利的企业很多；由于规模很小，抗风险能力较弱，分摊各种政府高税收和多种收费及各种社会成本的能力较低；并且在微型和中小企业生态结构中，每年注册登记的企业数量较多，停业、关闭和破产的企业也较多。由于这些特点，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对一国就业水平，包括公平分配之间，政府体制和行为有着显著的促进或者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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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规制越严，创业活力越被窒息，失业越严重
企业是社会生产经营的组织形式，在国家制度存在的条件下，其诞生和运营往往有政府准入和管理的规制制度。因此，企业法人的诞生数量，企业在运营中生死多少，除了决定于创业者、资金、市场、经营管理水平等因素以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决定于政府对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准入和管理等规制体制。政府规制程度与就业水平关系的一个规律是，政府对企业诞生准入的门槛高、环节多、时间长，则创业困难，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就少，就业水平就低，失业率就高；如果对企业诞生准入的门槛低、环节少、时间短，则创业活跃，微型和中小企业就多，就业水平就高，失业率就低。
从市场经济程度较高的国家看，企业资本金等标准门槛低，注册登记时间短、经营范围方式等限制少，注册登记前置审批和许可环节少，公务员寻租行为受到约束。因此，其每千人企业数量在４０～５５范围，除了经济发展阶段外，更重要的是与政府规制和政府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有体制转轨国家，其失业率高的原因是：对企业注册登记的资本金额度等标准门槛设立标准较高，经营范围限制较严，注册登记前置审批和许可环节较多，从申请到批准的时间较长，对运营中的企业检查等干扰较多，而且各个环节的公务员寻租行为较为盛行，结果极大地增加了微型和中小企业投资、创业及运营的风险和成本，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和经营的环境恶劣。
特别是体制转轨的一些国家，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职员住房，子女就学、就业和出国，家庭就医等等个人的利益方面，要么有供给制和福利制的保障，要么出国等这样的个人利益受到限制，与此相关的部门利益也没有基础，意识形态方面强调奉献。虽然所有制方面的限制使微型和中小企业诞生和发展，但是，公务员寻租和部门设置寻租机制的情况却很少。但是，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公务员住房等利益逐步地被商品化和市场化，审批和许可设置的项目越多，通过权力寻租的机会就越多，寻租获利的收益水平也就越高。也就是说，体制转轨中的国家，虽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单一所有制向私有制或者多种所有制转轨，但是，政府微观的行政规制体制和行政行为没有转变，而且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向寻求更多的权力和利益方面倾斜和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