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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和评述汉代以降中国儒学思想发展的，总体(2)

2013-05-17 01:13

此外，司马迁，则亦可谓是继乃父、乃师后，汉代思想家中的又一佼佼者。通过其所著《史记》，特别是通过《史记》中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礼书》、《乐书》、《太史公自序》等等一系列篇章，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一基本结论——尽管梁玉绳先生曾对《史记》中的所记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质疑，但在本文看来，那不过只是一些细枝末节罢了，丝毫无损其固有的价值。

当然，作为一部几乎无所不包、应有尽有的综合性通史，《史记》本身又是不可能集中而全面地反映出其对先秦儒学思想研究的全部的；然而，上述诸篇，却足以表明他在此方面的卓越建树和成就[21]；尤其是其中之所谓的“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22]——这里的寥寥数语，在本文看来，最能说明太史公本人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其“中庸之道”乃至整部先秦儒学的切身体认和深刻感悟——不管怎么说，太史公及其《史记》，在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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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的中国思想的上，毕竟是唯一的、绝无仅有的；而鲁迅先生之所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为其所称道的，也仅仅只是司马迁所作的《史记》，而非其他别的任何什么东西——有关于这一点，无论对何时何地任何人，都无疑是一个不争之事实。既如此，我们大概便没有什么可以言说的了。难道不是么？

在金景芳先生看来，“《史记》之作，是继承，完成孔子的未竟之业”[23]。揆之于史，固不虚也。由此可见，汉儒的思想功绩，自当不容抹杀；否则，试问：一部博大精深的传统中国儒学思想史，其“传统”何在？而其“连续性”又焉存？

而魏晋经学，则其中又以作《周易注》的王弼和作《论语集解》的何晏最为代表。他们删繁就简、折中儒道，发明义理、倡导玄学，摒弃两汉以来之烦琐的注疏之说，退《春秋》而进《周易》、《论语》。从表面上看，诸位玄学家们似乎在一味地株守和崇尚着所谓“有无体用”一类的清谈；而在实际上，在本文看来，他们却在更高的思想意境上，极其严肃地秉承着圣人之业、融通着中庸之道——尽管他们的探索，伴着其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先后一个个地都倒在了血泊之中；然而，今天看来，他们连同所谓汉儒，其伟大的思想功绩，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同样当功不可没——对此，我们似乎并没有任何真正的理由和依据，可以无视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在场；与此同时，我们亦同样似乎更没有任何什么真正的理由，可以因此而将整个中国传统由此而断然地与今日割裂开来、扬场而去，从而人为地造成一种儒学思想发展中的断层，造就出多元、多义的相对主义以及绝对虚无主义的现代甚或可以时过境迁、与时俱进地藐视一切、解构一切之所谓的 “后现代”。不管怎么说，“历史不自今日始”；当然，更绝不是从什么某个个人走马上任的那一天开始的——相对漫长而浩翰的历史长河而言，一个人则不过只是其中的一个十分偶然的“偶在”而已；至于某个人的走马上任，在他本人看来，可能是不同寻常、很了不得的，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究竟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只是南柯一梦或者红楼一梦而已矣。古今将相在何方？坟冢一堆草没了——对此，《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先生，是看得十分清楚的。要知道，历史上真正重要而又有价值的，并不是哪个人或哪些人于何时何地具体干了哪些事而是那些属于整个人类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们，当是时也，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以及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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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宋明应当说是先秦儒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其中，宋代理学又以重《周易》、《四书》的程、朱、陆、王最为代表——一方面，他们无不注重于对经书的义理研求，另一方面，他们又可谓是深得于先秦的中庸之道。与此同时，正所谓“幸运的人，总是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幸运；而不幸的人，则往往却各有各的不幸”——众所周知，这些人也都先后一个个地无不普遍遭遇到了一场场悲剧性的历史命运，一个个地也都无不有如落花流水般纷纷扬扬、凄凄惨惨凄凄地凋零在伟大思想历史的落日长河之中。这其实乃是古今中外无数伟大思想家们的共同宿命。这一切，亦正有如孟子之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在人生的舞台之上，他们可以说是并不成功，没有一个人曾风风光光地走过——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并不等于苍天就一定就要“降大任”给他。而且惟其如此，他才有时间和精力去有所思亦有所想、有所为亦有所不为，从而最终成就了他们一番伟大的思想事业。“装模作样徒有模样专爱台前亮相，摇头晃脑本无头脑最怕幕后戳穿”——如果是这样的一种人，那么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会有什么真正的思想的。司马迁在其所著《史记•太史公自序》之中，尝作如是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而《汉书》的作者班固，在所著《司马迁列传》之中，则亦曾有言曰，“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在两位著名思想家看来，像《周易》、《春秋》、《离骚》、《国语》、“《诗》三百”这样的伟大经典、“大书”（the great books）或者“之书”，“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何以致此？对此，他们已经说得非常明白：“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意思是说，这些人无一不是在思想感情上有所郁结、百思不得其解，同时又找不到任何可以排解和宣泄这种郁结与抑郁的通道，于是乎，他们才要去“述往事，思来者”。也就是说，思想本身可能就是令人感到极其痛苦的一件事，或至少说，并不那么使人轻松，正有如所谓“愤怒出诗人”一样。那种养尊处优、优哉悠哉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思想的。其中所谓“述往事”，则只是思想家们思想的一个方面而已，他们最根本的宗旨和目的，则似乎更在于所谓“思来者”。正所谓“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那些过去的事情，不管它是不是真实的，也不管它有多么真实，说到底，毕竟是“不可见”的——从表面上看，历史毕竟一条充斥着诸多个偶然性因素的直线，毕竟它不可复观，亦不可重来；然而只有那些“犹可追”的“来者”，才是思想家们思想的真正关注、心意和希冀之所在。不管怎么说，既然偶然性的东西是变动不居、变幻莫测，不可复观、不可重来的，那么它也便是不值得不可以学习和摹仿的。历史就是历史而且是铁的不可改变的历史，而其所以不可改变，在本文看来，其关键就在于它的不可复观、不可重来的偶然性，并不是它真的有什么规律或者客观规律可言。惟其如此，人们才应对历史抱有几分敬畏才是——偶然性的东西，往往都是极其可怕的，它们的发生，竟都是那么的偶然和巧合。而真正意义上的伟大思想家们却又是并不特别关注和看重这些偶然性的东西的，甚至他们还往往要十分明确地将自己与这些东西——历史严格区分开来。《马王堆汉墓帛书•要》中曾载孔子的话说，“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赞而不达于数”，那么它就是“巫”；“数而不达于德”，那么它就是“史”。至于孔子本人，他是这样明确定位自己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的位置的，“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也”——他的这番话，无疑在说，尽管自己与所谓“巫”、“史”看似相同或相近，那也只是因为他与他们看上去是“同途”的，出发点是一样的；然而，自己与他们间的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殊归”两个字，亦即他既“赞而达于数”而又“数而达到德”——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德”字。在古人那里，“德”与“道”二者，一般是不作严格区分的，正所谓“志于道，据于德”、“道圣德至善”以及“道之与德无间”等等……也就是说，虽然像孔子这样的亦“赞（占）”亦“数（术）”，但其最终落脚点和思想归宿却在于“”。孔子之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一句话，其实亦不过在于明确人的四种不尽相同的基本生存方式，即或者“志于道”，或者“据于德（得）”，或者“依于仁（人）”，或者“游于艺（义）”——其中，如果所谓“志于道”者可谓之“圣